范文澜传（下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步步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涌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大批在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历史学界产生了像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这样一大批杰出人物。范文澜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范文澜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最早撰写中国通史的开拓者。范文澜早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经学和文学方面，出版了《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等著作，其《文心雕龙注》一版再版，仍被文学史家视为权威注释本。范文澜辗转到达延安后，主持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接受毛泽东的委托，编写一本中国通史，作为延安干部教育的教材，要求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范文澜奋笔疾书，在光线昏暗的窑洞里，于40年代初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被公认为第一部以马列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范文澜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全书较少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名句，绝少教条式的空泛议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夹叙夹议。既反对“离开中国特色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开拓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写中国历史的新学风。尽管以马列主义撰写中国历史并非从范文澜开始，也不限于范文澜，但范文澜最早撰写中国通史。范文澜有较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采用口语文体，行文造句，独具风格。编写体例深入浅出，多有创新。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写出了系统、完整的中国通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而且撰写了科学的著作。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为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难免美中不足，范文澜严于律己，勇于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决定重新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并制订了修订计划，准备用四年时间，一年一本。从1951年至1965年，历经十五年的风风雨雨，范文澜以惊人的毅力，锲而不舍地从事中国通史的修订工作，完成了《中国通史》前四册110万字的写作任务。毛泽东称赞其著作资料翔实，通俗易懂。1968年，毛泽东要求范文澜继续完成《中国通史》的写作，范文澜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念念不忘中国通史的撰写。范文澜逝世后，蔡美彪续编了《中国通史》的后八册，完成了范文澜未了的夙愿。范文澜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40年代初，毛泽东在延安严厉批评忽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错误倾向，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的历史缺乏研究，大声呼吁应系统地开展对近百年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党中央组织人力编写四部近代史著作，政治史由范文澜负责，经济史由陈伯达负责，军事史由郭化若负责，文化史由欧阳山负责。范文澜正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开始着手中国近代史研究，他披荆斩棘，勇于开拓，尽量阅读在延安能够找到的文献资料，在两年时间内就完成了30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依据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通过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一步步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过程。范文澜原计划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下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完成，所以书名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范文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入科学阶段，影响了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基础和依据。中国科学院成立后，范文澜筹建的近代史研究所成为科学院第一个成建制的史学研究机构，范文澜成为近代史所的第一任所长，主持近代史所工作达二十年之久。他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引进一批知名学者，培养了一支新生力量，形成了一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主持中国史学会，集结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组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会。从1950年编辑《义和团》资料到1958年《洋务运动》完成，加上1979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共出版11种66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学者编辑的规模最大的一部资料书，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也最有价值的史料，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誉为“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范文澜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他告诫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要有坚定的信心、坚持的耐力和坚强的毅力。研究一个问题，应持续研究下去，不随便中辍。不因受到外界赞许而自满，也不能遭到不当批评而灰心，更不能遇到挫折而避难就易。器小容易自满，志大永不满足。他特别重视攻坚克难，敢于挑战那些前人没有做过或者前人研究没有解决的高难度的课题。解决一个课题，就有一份贡献。如果完成的课题科学意义很大，贡献也会很大。如果总是做那些容易做的题目，半斤八两，人云亦云，也就谈不上贡献。范文澜将其治学方法形象地归纳为“天圆地方”，所谓“天圆”，即要有灵活的头脑，勤于思考。所谓“地方”，即要坐下来，埋头苦干，潜心于自己的工作。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必备的两个条件。范文澜还有另一形象的比喻，即“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即“二冷”精神，踏踏实实做学问，淡泊名利，“等富贵如浮云”。历史研究不能从概念出发，只能从实际出发，需要长期艰苦的工作。没有坐冷板凳的决心，是难以奏效的。研究历史需要广博的知识，而人的一生当中，具有研究条件又有充沛精力的时间其实非常短促。如果将时间和精力用于追求一时的浮名虚誉，难免光阴流逝，白发无成，爱慕虚名，损失无可弥补。研究历史还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冷静客观的分析。对待历史现象，不免带有主观的因素和感情的成分，但要得到科学的合乎实际的结论，需要摒除个人感情的好恶，冷静分析客观事物。史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大量史料，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得到切实的或比较切实的成果，开展学术上的争鸣。范文澜称赞史学工作者以自己所长进行“争鸣”，批评教条主义的“争鸣”。范文澜语重心长地说：“凡以学有专长而‘争鸣’就好，而长于教条而‘争鸣’就坏。照教条写出的文章，无非是马曰列云，东抄抄，西抄抄，终日言，如不言。那种情形，鸣则鸣矣，争则争矣，不过只能叫做‘潦岁蛙鸣’，和‘百家争鸣’不可同日而语。”史学工作者应展开正确的“百家争鸣”，而不是“潦岁蛙鸣”，必须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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