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

苏双碧今年是吴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为纪念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丰功伟绩，由北京市历史学会吴晗研究分会委托王宏志、闻立树主编的《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一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八十多万字，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比较全面地反映吴晗的一生。纪念文集的编者要我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觉得义不容辞。吴晗一生史迹十分丰富，这里我着重就吴晗的治学道路、学术思想的演变作一些探索，作为对吴晗的缅怀和纪念。吴晗从小喜读文史书籍，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写的《西汉经济状况》一文，曾得到当时中国公学校长胡适的赏识，时年仅20岁。后来他决心研究明史，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那是1931年上半年，吴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读线装书时，找到一本《婺书》，其中有吴之器撰写的《胡应麟传》，传中说胡氏的卒年在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存年52岁。这个存年，如能得到证实，就能纠正顾颉刚在《四部正序》中关于胡应麟存年六十以上的说法。出于这个动机，吴晗写了长达四万多言的《胡应麟年谱》，考证了胡氏存年确是52岁。胡适认为这是一篇“功力和判断都不弱”的文章。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胡适为帮助他解决学习费用向清华校长提出希望能关照吴晗时，附上了《胡应麟年谱》。为此，吴晗在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时，系主任蒋廷黻就劝吴晗“专攻明史”。胡适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并要吴晗“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1931年9月12日《胡适复吴晗》）吴晗也表示要照胡适的指点“逐步做去”。（1931年9月26日《吴晗致胡适》）吴晗十分勤奋，不尚空谈，在有关明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摘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就达三百多万字，为后人研究明代建州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关于吴晗的师承问题，他自己曾经说过，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治学之道“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中国青年》1950年第32期）但是仅从吴晗学生时代的近50篇著作看，除考据文章外，有些杂文、读书笔记却是说古论今、抨击时政的。这类文章自然不是胡适传授的治学之道的原意，也不是胡适的文风。说明吴晗的治学之道，并非只受胡适一家的影响。事实上胡适当时不在清华任教，直接在清华史学系讲课的是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等人。其中陈寅恪搞考据，并在考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而蒋廷黻、雷海宗则主要是搞综合概括的。蒋廷黻在清华大学提倡仿效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即在清华史学系创立所谓“新史学”，目的在于区别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新”的含义其实是指“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用西洋的史学方法”，即“综合”的方法。因此，在教学上他主张“中外历史兼重”。他把学生学习西洋史课程当成是“史学方法的一个表演和一个练习”。（《历史学系概况》，《清华暑期周刊》1933年迎新专号）吴晗在清华读书，蒋廷黻是直接授课的老师，他的这些主张，对吴晗自然也会产生影响的。另外，吴晗的好友，当时已经是教授的张荫麟，对吴晗也很有影响。张荫麟文笔清新，思想活跃，写历史文章不主张过多引用原文。他的学风，也很受吴晗欣赏。由上可知，30年代，吴晗在接受胡适治学道路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陈寅恪、蒋廷黻、张荫麟等人治学方法的影响。同时，由于他博览群书，喜欢读报，也受到刚刚在史学界流传的历史唯物主义影响。这些影响使吴晗在抗日战争中逐步改变自己的历史观；并在40年代以后，以历史研究作武器，激烈抨击国民党独裁政府，他的历史杂文在昆明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30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其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看，不外乎有三种：一是旧史学还根深蒂固，这股势力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对象，都是和封建史学一脉相承的。二是所谓“新史学”，即提倡仿效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部分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史学。三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这只有少数进步史学家在进行探索，并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果。吴晗的历史观，基本上属于第二类，即所谓“新史学”。但在某些方面开始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最能说明吴晗当时历史观的是1935年4月30日，吴晗为天津《益世报》的《史学》专刊写的发刊词，在这篇《发刊词》中，吴晗宣布：“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这就是吴晗提出的“新史”的主要含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史学》专刊发表的文章大多是研究农民、农民战争和匠户的，研究帝王将相的文章为数很少。这多少包含一些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认识。但是，研究对象的转移，尽管在当时属于进步的潮流，但它却不等于已经是完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了。吴晗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由于幼年时家境困难，我自然对农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无论是我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经济状况》——那时候还根本不知有马列学说，还有1932年写的《明代之农民》、《明末的仕宦阶级》和1947年写的《朱元璋传》，对农民痛苦总是详言之，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地关切和向往。”（《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段话说明吴晗对农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深刻的同情。例如，在《明代之农民》一文中，就尖锐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文章指出，“科敛之害，甚于虎狼。”农民除向国家交纳田赋和服力役之外，“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剥削”。吴晗同情农民，但农民的出路何在？他并不知道。就在《明代之农民》这篇文章里，他在详尽地阐述了农民的痛苦之后，却写了这么一段话：“郧阳一带多山，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阨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无所禀约束。从此不再有任何压迫，也不再有任何负担，自耕自食，真是农民的理想生活。”其实，在封建社会里，经常出现这种农民逃匿山林的现象。这些逃匿的农民，即使暂时安定下来，为时也不会长久的，外来或新产生的地主，照样会来压迫、剥削他们。那种“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在封建社会是不会出现的。这说明吴晗虽然同情农民，却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规律，自然也不可能替农民找到一条摆脱困苦的出路。到1940年以后，吴晗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在困难当头，专攻支离破碎的考证是没有用的。当他走上抗日反蒋的道路时，也就把研究历史和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昆明的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的历史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40年代，吴晗在《论晚明“流寇”》一文中，就不再认为封建社会的农民有“自耕自食”的“理想生活”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地主阶级利用他们所有的财力，和因此而得到的特殊政治势力，加速地加重地剥削和压迫农民，吸取最后一滴血液。农民穷极无路，除自杀，除逃亡以外，唯一的活路是起来反抗，团结起来，用暴力推翻这一吸血鬼集团，以争得生存的权利。”所以，他认为，农民起义，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结果，是“政府的上下当局所造成的”。对农民出路的认识，说明吴晗已经初步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了。吴晗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朱元璋传》，这部著作最早胚胎于1943年写成的《明太祖》一书。吴晗后来在《朱元璋传》自序中说：“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就不免“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皇帝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吴晗本来对朱元璋晚年的一些做法，也是很厌恶的。但吴晗在后来改写《朱元璋传》时，对这个元末农民领袖，又是维持二百多年统治的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还是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他指出：“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从《朱元璋传》的前后版本的变化可以看出，吴晗不但是在努力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而且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开始被用来研究历史和分析历史了。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在我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倡议出版了谈迁的《国榷》，主持了《资治通鉴》的标点和《历代舆地图》的改绘工作，并写了大量的历史杂文。特别是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共出版了二百余种。为了普及历史知识，吴晗奔走呼号，他说要把历史知识“普及给全国人民，要使人人懂得点自己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论历史知识的普及》，《文汇报》1962年3月27日）应该说，这套小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吴晗的一生，是不断进步、不断迎着历史潮流前进的一生，他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吴晗是个爱国主义者，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思想急剧变化，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尽管在这期间他思想上经历了痛苦、彷徨的阶段，但是，当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之后，就阔步前进，义无反顾，坚决站在人类进步事业一边，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可靠朋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改造世界观，终于成为一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者。吴晗所走的道路，是一条不断战胜旧时代的思想政治影响走向新时代的道路。吴晗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是革命者的道路。吴晗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无论读书、做学问，无论担任什么工作，他都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在旧中国他为读书、做学问奋斗，为争民主、争自由奋斗；在新中国，他为文化繁荣、教育发展、学术提高奋斗。吴晗的一生是奋斗不息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汇集了中华民族许多固有的美德，尤其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贯以国家利益为重，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吴晗却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大冤案。历史已经宣判“四人帮”破灭，吴晗的道德、文章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珍贵的一部分，彪炳千秋。2009年7月于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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