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作者：赵剑英

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地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科学地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鲜明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大理论判断，这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认识以及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一、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论争

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冲击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逐渐重塑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从鸦片战争后“睁眼看世界”到甲午战败后“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甚至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不论是为了“救亡”还是“启蒙”，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都是绕不开的关键问题。

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强势异质文明进一步涌入国门。以林则徐、魏源等开明士人为先驱，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主动了解西方文化，反思传统文化。其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也都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政治制度来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促进了中国艰难的近代化进程。张之洞首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以西方标准，开办工厂、训练新军、建设学校、派遣留学生。后来的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以孔子为旗号宣扬改良，与光绪帝进行君主立宪改革，然而仅百日被以慈禧代表的顽固派扼杀。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识逐渐深入，中西文化冲突也更加激烈。例如，首批走向世界的士大夫代表——薛福成提出“凡兹西学，实本东来”“变器卫道”“体用兼该”“道器兼备”等观点。他一方面承认中西方文化有自己的“新”和“旧”，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文化是有中国文化东传过去的，这就抬高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圣人的作用。最终，他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是按照旧的传统文化来理解和接受西方新文化，兼有先进性与局限性。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制度支撑。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辛亥革命爆发，但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全面改造国人文化思想才能救中国。1915年前后，先进知识分子掀起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打倒孔家店”，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全面批判儒家的忠孝伦常观念，认为儒家文化与封建礼教长期交织在一起，限制思想，束缚人性。一些人认为中华文化就等同于落后文化，西方文化就是先进文化，以西方文化为标准评估中国文化，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刻意忽视中国文化积极方面。例如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鲁迅说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是吃人，深入批判国民性；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在晚清统治腐朽无能、列强欺凌压迫、国势衰微的危急背景下，这些有识之士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民族现状和前途的忧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虽有极端过激之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在这些“激进”观点发出强音的同时，也遭到了“东方文化派”“国粹派”等的反对。林纾自称拼了老命也要“竭力卫道”，他指责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文学革命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钱穆也主张，“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古代学术思想,当有研讨之价值”。甚至如辜鸿铭者，反将儒家典籍外译到西方，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更多的学者持有理性的主张。如，“学衡”派以学贯中西的姿态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总之，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也遗留了文化认同危机和民族精神危机的历史难题。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际，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促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民族特性不可割舍。张岱年先生说：“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方克立教授后来评价道，张岱年先生“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未能充分实现，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同时，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强调了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性，也充分吸收了新文化运动的营养，这一文化主张所体现的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当时中国各阶层，尤其是持不同观点的文化人士，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综合来看，这些探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消长，其背后深层次的是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一方面，出于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目的，要结束封建帝制，中国人须极力摆脱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从根本上批判传统文化，以此改造思想，改造“国民性”。另一方面，随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认识加深，其弊端也日渐显露，而且，一些思潮也有“文化侵略”的影子。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走出简单地肯定、否定，开始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但是，即便如此，国人依旧将近代落后的事实归咎于陈腐的传统文化，激进反传统的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一直潜在地影响国人。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实践与理论总结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封建文化，秉持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省和批判。虽然一段时期内个别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对立，强调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普遍性和继承性，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起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明确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还要求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区别开来，“吸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43年，毛泽东同志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问题作出了更为具体的阐释，明确提出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后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被合并成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并写入党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发展方针，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但由于“左”倾错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双百”“双为”的文化方针并没有被贯彻好，以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在“破四旧”的过程中，传统文化遭到全盘否定，许多文化遗产遭受浩劫，文化事业遭受摧残，教训十分深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文化建设的新阶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1993年，中共中央首次提出对青少年学生要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可以说，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都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并自觉将其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结合，以此指导实践。从毛泽东同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吸收传统文化，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赋予了“实事求是”等传统概念新的时代内涵；到邓小平同志把《礼记》中的“小康”创造性地运用在新时期，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江泽民同志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再到胡锦涛同志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化，其根本立场与态度是辩证的扬弃，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凝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三、“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同时，他特别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之所以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根本在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的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了。“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一）“第二个结合”确立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科学认识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各种外来思想涌入，中国知识界乃至社会各界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再次产生分歧，并进一步出现了对立的极端倾向。曲解“五四”精神，批判传统文化，再次倡导“打倒孔家店”者有之；说什么中华文明是黄色文明，西方文明是蓝色文明，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倡导将“儒教”立为“国教”，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者有之。与此同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在学术理论领域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在社会上，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则甚嚣尘上，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感官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大有市场，道德沦丧的现象时有发生。

之所以出现这些思想分歧和道德失衡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形成科学认识，对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科学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范畴和现代价值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理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确立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科学认识，确立了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立场、基本内涵与发展方向。

早在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都自觉地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融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殷墟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魂脉”与“根脉”的关系，是可以并行不悖同时也必须共同坚持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中国的发展实际决定的。不仅如此，还要在此基础上将两者有机结合，从而达到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目的。

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自成立以来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现代形式，中华文明包含着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内嵌于当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血液和骨子里。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然要解决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

百余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和革命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以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有机结合，这是由两者的内涵和特点决定的。2019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都是中华传统思想的精华和突出特性，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理论；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尚均”“民本”等观念，也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可能，还在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包容性。中华文明从来都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在创新吸收各文明优点的基础上绵延发展。不论是汉魏时期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化，还是隋唐时期世界各大古老文明在中国的交汇，抑或是明清及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中华文明都学习借鉴、博采众长。中华文明的突出的创新性与包容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为中华文明所吸收，事实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马克思主义一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便能迸发出强大的思想伟力，同时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更能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得以春风化雨、深入人心。中华传统文化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发挥其现代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契合点，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总之，“第二个结合”重要论断本质上是对“第一个结合”的丰富发展，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廓清了百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模糊认识，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境界。

（二）“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和价值，让古老的东方文明再次焕发生机与活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系民心、凝聚民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是我们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来源，是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精神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对内需要精神力量凝聚人心，对外需要增强中华民族文化标识、文化认同和文化软实力。只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独特文化基因和精神，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构筑并不断发展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从而形成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二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