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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报发表我社图书书评:企业史背景下的战后上海政企关系探索


《困境下的多重博弈: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研究(1945~1949)》

作者:魏晓锴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定价:79.00元



  

  1945~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承前启后、去旧迎新的时代。这一时段的研究,对进一步梳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阐释民国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山西大学魏晓锴副教授《困境下的多重博弈——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研究(1945~1949)》一书正是研究这一时段上海政企关系的最新力作。


  中国卷烟工业史及企业史,虽然已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是从政府、社团、工人互动的视角来研究企业史和行业发展史者,尚乏专论。同时,相较于抗日战争前的上海卷烟工业研究,战后仅有方宪堂先生《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中有部分论述。卷烟工业中政企关系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英美烟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和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代表的民族烟草企业为中心展开探讨。


  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战后上海卷烟业的政企关系。首先,以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还原战后上海卷烟业发展及企业围绕生存发展努力的实态。其次,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从政府、社团、工人互动的角度分析政府与卷烟行业公会、产业工会、重点企业的关系。最后,以上海卷烟业政府与企业互动的特征为案例,对战后中国社会转型中所遭遇的困境和问题有一定认识和总结。


  全书首先梳理抗战胜利后上海卷烟工业的发展轨迹。虽然战后卷烟生产已经从手工生产转为普遍机械化,但同时面临成本加剧、市场缩小、政策波动的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卷烟业多方力量展开纷繁复杂的博弈。


  政企关系的博弈,首先反映在卷烟税收上。虽然从卷烟税收产生之日起,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出现,但是,战后双方在卷烟税收问题上矛盾不断升级。税收问题也从战前英美烟、南洋公司等大型企业单独与政府交涉为主,转向行业集体交涉。企业利用公会团体力量,通过合法途径吁请降低税率,改善税则,他们博弈核心点是:征加税收还是培养税源?


  政府方面,一再增加对卷烟企业的税收,但是也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国外进口卷烟的输入,管制卷烟生产材料,同时管制卷烟生产市场,解决商标纠纷,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上海卷烟企业的正常运转;公会方面,则一再向政府提出要降低税率,保证税源,保证企业的发展。虽然公会代表上海诸多卷烟企业,所提出的情愿次数也很多,仅1946至1947年间,就有共计16次。但是政府最后鲜少采纳公会的建议,一再通过税收将卷烟企业逼入绝境。1948年12月上海卷烟企业大范围倒闭,其主因就是当局调整税额,税收加重。


  虽然在税收方面政企方面常见针锋相对,但是在卷烟原料供应中,他们却达成多方面的合作。面对卷烟原料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政府与企业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原料供应。由于卷烟生产牵动税收,政府方面制定全国性的烟产复兴计划,分期实施恢复和扩大战种烟面积。分派专家去国外学习,积极组织复兴国内烟叶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工业公会关于扩大原料来源的要求。


  但是,当政府和企业实现某种程度的合作后,却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力量博弈的消失。在原料供应方面出现了“国货派”和卷烟企业之间的力量博弈。国货派主要以民丰造纸厂为代表。该厂是1935年首家成功生产卷烟纸的民族企业,作为卷烟业原材料的供应方存在。基于这样的地位,该厂在战后提出“挽回利权,节约外汇”,吁请政府施压卷烟业禁用外货。但是上海卷烟业(即下游的加工企业)面对民族工业连年无法满足上海卷烟企业的需求,则为了行业生存,吁请税务机关争取外汇。


  国货供应的困境:国货产品民丰纸圈和国产锡纸产量无法满足上海卷烟业的需求,而且质量较差,价格较高。卷烟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倾向于使用物美价廉的外货产品。面对“国货派”生产的“质劣价高”的原材料供应,政府在大部分时间站在卷烟同业公会一边,不断增加进口原料,支持上海卷烟业的生产需要。

政企合作的另一个典型的表现方面,在卷烟业工潮中充分体现。工人工会在卷烟工人生活条件恶劣、社会纷繁复杂、随时面临事业危机的背景下产生。工会产生后,不断代表工人的利益,与企业发生劳资纠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46年底爆发的“年赏”工潮。以社会局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多次居中调解,确立年赏标准,提出协调双方矛盾的一些原则和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保证了卷烟企业的正常生产。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以中华烟草公司的承购权纠纷为中心,更加深入的讨论了战后上海多方力量的博弈。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管上海日资烟厂,建立第一个大型国营卷烟企业——中华烟草公司。一年后,其设备数量、规模、产销均发展迅速,前景被各界看好。但是,在其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却卷入了旷日持久的承购权纠纷中。而这种纠纷,对中烟的发展,影响甚大。纠纷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个别公司是否拥有“优先承购”权?华品公司的分期付款是否合法?中华烟草公司的估价是否合理?包括中华烟草公司、华品烟草公司、华东烟草公司、中华烟厂产业工会、上海参议会、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审议会等在内的多方力量因利益纠葛在事件中交互,国民政府举棋不定,无所作为,承购权纠纷案无果而终。


  总体而言,战后上海卷烟行业的博弈,表现为在和平和合法框架内以集体的名义进行博弈。大企业带头、小企业呼应转为同业公会作为代言人实现集体交涉劳资双方的博弈,从工头带头、工人跟进转为利用工会力量逐步扩大影响。这既是战后民间力量话语权扩大的体现,也是国民政府领导、支配经济的能力弱,管理控制社会的能力弱的具体表征。


  研究整体建立一手史料基础上,涉及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国税署、中央信托局、税务署、海关总署等部门档案;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档案、上海市政府档案、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总工会档案、上海市工人福利会档案、上海市参议会档案、上海商会档案、中华烟草公司等二十余全宗;以及《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商业月报》、《经济周报》、《烟业日报》、《烟草月刊》等三十多种报刊史料。


  该著全面、真实的展示了1945~1949年上海卷烟业领域政企关系的复杂历史样貌,既避开以往政府史与企业史研究以政策抑或制度为重点的研究路径,又突破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维度,从政府、社团、工人互动的角度探讨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的发展演变,审视特殊背景下围绕上海卷烟企业生存发展的各类博弈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著作视角独特,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必将为近代企业史及战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报纸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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