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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发表我社图书书评:从经典的“边疆性”发现战略的“前瞻性”


《华夏传统对外战略教益:经典前四史摘录和评注》,时殷弘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定价55.00元




  如今的世界,在呈现全球化趋势的同时,也正在出现东西方冷战后的新转向,曾经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正在以新的样态逐渐复苏。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及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如何在整个世界秩序日渐变迁的氛围中找寻中国在世界中的新位置及其相应的战略经验与实践框架,正日益成为摆在每一个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面前的难题。

  

  考虑到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关联性及其在当代的新面向,理解和解决这一难题,必然会涉及到对中国历史经验本身的解读。中国的传统源于此,中国的未来实践也不可能脱离于此。钱穆先生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就明确地指出:“近代的中国人,往往蔑视自己以往的政治传统,又说中国没有成套的政治理论,没有大的政治思想家。当然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这并不是中国人对政治无理论,无思想。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那么,当我们习惯了以西方的政治理论来规制与剪裁中国经验之后,如何在当代国际政治实践的新背景下形成具有自身主体性的中国对外战略,也就变得日益紧迫了。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述史传统,一方面形成了关于自身历史延续性的充分论证,在另一方面也相应地记述了丰富多样的战略实践经验。认知和理解这些历史文本中的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件,将有助于我们认知特定历史时期内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域外关系方面的经验与理论框架,而且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经验与理论框架之间的历史性关联及其对当下现实的思想性教益。在这种背景下,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美国问题专家时殷弘教授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评注式解读,作为一种传统历史经验概括与国际关系评价之外的新形式,以经典叙述中的“边疆性”及其决策实践出发,为我们提供了结合历史文本经验与当代战略实践的新可能。

  

  作者在书中指出:“本书的根本要旨,是发现和提取华夏对外战略的基本历史教益,它们基于审慎精神和战略保守主义,契合关于华夏与‘蛮夷’之间的哲理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集中或优先地致力于华夏国家本部的稳定、繁荣和安全,从而非常注重对外目标的适切性、可用能力的限度和尽可能最合算的成本效益。”从对前四史中关于边疆区域的相关政治、军事决策及其相关事件出发,他将上述前四史内的相关事件及其应对实践归结为五大范畴或主题,分别为(1)战略审慎;(2)战略保守主义;(3)过度伸展或对外妄为的教训;(4)混合的和情势性的大战略思想和实践;(5)殆无止境的大战略艰难。从这五大范畴或主题出发,作者展开对古典历史的梳理与解读,形成对于历史经验的关键词式阐释,并以此构筑这种阐释的战略特质。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认知中,汉朝与匈奴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是关注的重点之一。在评述西汉初年汉高祖对匈奴政策的时候,结合“战略审慎”的主题,作者独辟蹊径地认为,汉高祖所实行的“旨在对付远为强大和大有侵略性的匈奴帝国的战略:他建议采取一种低成本的绥靖,即‘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作为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对匈奴的大战略(虽然它对华夏民族和汉王朝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并非如此);作为对付游牧蛮夷的一种战略的‘公主远嫁’;‘国家理由’(raisond’etat)和战略实用主义。”这种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学认知与评价的新路径,并对处于“共生”状态的汉朝-匈奴关系加以特定的战略解读,即“(1)将帝国的政治/战略中心设于关中而非中原,(2)采取一套从历史性的羸弱地位出发对付强大的匈奴帝国的适当战略,即‘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

  

  在对“战略保守主义”的历史解读方面,作者以《汉书》中所记述的《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书》为例,为我们呈现了其作为战略保守主义系统性论辩的内在逻辑。公元前135年,年轻的汉武帝欲发兵讨伐闽越,当时的淮南王刘安上书,认为“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造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作者指出,这种事实上的战略保守主义,往往会估算成本效益,而这种成本效益与自我宣称的优越性密切相关,而这种优越性又被对于“不居之地、不牧之民”的忽视所涵盖。总体而言,这种战略保守主义完全契合关于“天下”和华夏与远方蛮夷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后者为这种论辩提供了一种基本的政治/道德哲学色彩,同时在战略(成本效益之道)上也显得极为合算。在后续的历史文本中,这种“战略保守主义”理念也常常有所呈现,并成为塑造中国自身内外关系战略的重要方面。

  

  围绕“过度伸展或对外妄为的教训”,作者摘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内容,并认为“击破匈奴帝国之后——武帝治下漫长的后续:(1)存在一个作为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的‘漫长的和平’;(2)汉帝国要匈奴人臣服的提议反复遭到拒绝;(3)采取越来越甚地挤推他们的种种战略措施;(4)进行一次次旨在完全摧毁他们的远征,但都失败,或得不偿失而虽胜尤败。”进而,作者以《史记·大宛列传》中征伐大宛的历史记述,为我们梳理了汉朝决策层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逻辑链、具体行动及其最终困境,并从经典政治层面评述了各阶段的结果:“‘求奇物,风威德’:帝国在远西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一项代价不菲的轻浮事业;在近西,帝国的操作显著地更为认真。”

  

  在“混合的和情势性的大战略思想和实践”层面,作者围绕所谓的“守在四夷”这一从公元前11世纪以来就困扰中国认同与中国认知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判断与解读。从《汉书·匈奴传》中记述的主张“修文而和亲、卑下而承事”的学者官僚与主张“用武而克伐、威服而臣畜”的武夫军人之间的争论,作者引出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于“蛮夷”的政治论说方式及其实践传统,并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在历史层面既有的相关认知,实际上建立在司马迁和班固所记述的当时的历史经验基础之上,并在对当时北部和西北部区域的战略方针上有所体现。总体而言,这种方针应该是一种混合的和情势性的,从对“他们”与“我们”之间基本的族裔/文化差异的牢固坚定的理解出发,加上一种由此而来的冷静的意识,也就是像被应用于“我们”的那样去对他们施以同化或统治是不可能或不大可能的,即便花费了真正巨大的代价也是如此。作者认为,这种深刻的理解“几乎永远地意义重大”。此外,作者通过对《汉书·西域传》的解读,进一步指出:“《汉书·西域传》全篇(上、下)是我们的史家班固继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之后的一项伟大贡献,贡献于较晚近获得的、关于帝国工事链防御体系以外的广袤西北的地理、族裔和社会/政治情势的华夏知识,贡献于关于华夏帝国与它的复杂关系的历史编纂。这里说的‘复杂’至关紧要。它指这些关系的混合和不那么稳定的基本性质,即在不同时期或时代的且有关许许多多不同实体的统治、宗主/附庸或事实上的或正式的(defac⁃toordejure)独立。”他进而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最初认知看成是一种“大”地理(“Grand”geography)的观念折射,并认为它一直是“大”历史编纂的基础之一,就像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中所做的那样。这种宏大简洁的整体叙述构筑了我们认知西域的基础,并以其独特的区域特质影响了长期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域的认知与行为方式。

  

  回到“大战略”本身,任何一个文明型国家都会在特定的时期面临“大战略的艰难”,如何加以应对,如何形成整体性的智慧,将决定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当下状态与未来走向。在关注了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大战略艰难”之后,作者指出:“中国从不乏苦于来自周边‘蛮夷’的威胁、敌对、冲突甚或间歇性的入侵或征服,由后者一个接一个或以某种结合,前后相继地在这权势和文明的较量中扮演主角,就像走马灯似地走过东亚大陆这巨型舞台。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在两三千年的诸传统时代,他们全都或压倒性地大多是北面、西面、西北面和东北面的游牧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游牧),而华夏本部的农耕华夏人浸透着一种文化,那总的来说与其族裔对手相比远少战斗性。在华夏人与蛮夷之间,历来有‘互激的帝国主义’,连同内外事务间的最密切互动:大多数情况下,一方的政治/社会/军事羸弱总是刺激和便利另一方的攻击、征服、控制或统治。”他以《后汉书·鲜卑列传》《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后汉书·西羌传》等记述中的事例,进一步深化这种认知与判断。

  

  从历史经典中的“边疆性”启示整体战略中的“前瞻性”,这是作者为我们提示的一种新路径,也启发着当下时代我们对于经典文本和未来世界的连贯性思考。历史的智慧与教益,在这里形成了关联,当下的中国与世界,也在这里构成了连接。



(报纸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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