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集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曾自字直民，号屈斋。。一九〇〇年一月八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籍浙江德清。父亲俞陛云，是文学家，精通诗学，著作有《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蜀诗记》、《诗境浅说》。母亲许之仙，是清朝松江知府许祐申（即许子原）之女，亦精通诗文。俞平伯有三个姐姐：大姐俞琎，二姐俞珉，三姐俞琳，皆善属诗文。祖父多病早逝。曾祖父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是清代享有盛誉的学者，著述颇多，有《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俞平伯即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有这样的世家，也就造成他接近文学的趋向”穆穆《俞平伯先生》，1943年10月《风雨谈》第6期。。俞平伯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于文学评论，擅长诗词散文，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充满诗意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俞平伯充满幻想和富有诗意的童年时代，是跟随曾祖父在苏州度过的。俞樾非常疼爱小重孙平伯。他出生双满月时，曾祖父抱他剃头，并赋诗志喜。平伯两岁时，曾祖父又与他在寓中合影、赋诗，作为纪念。平伯四岁时，由母亲启蒙，教读《大学》章句。有时候，大姐教他吟诵唐诗。六岁时，每晚跟曾祖父学写字，直至翌年初，曾祖父病倒，方才终止。这段生活，在俞平伯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曾写有诗句云：“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笘帖教重孙。”俞平伯后来练就一手好书法，即是从小受到曾祖父的熏陶。之后，由父母教学对对子，课本由母亲手抄。八至九岁时，入塾从师学习，接着有一年半的时间，平伯到上海学习英语和算学。十二三岁时，俞平伯即开始阅读《红楼梦》，尽管当时他是当闲书读着玩的，并非深谙书中的蕴涵所在，但毕竟《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在他少年的脑海里烙下深深的印记。这或许是最初播下的“红学”种子。十六岁，俞平伯进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由于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他的智力开发较早，学习成绩优异，所以当年秋天，他即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门。北京大学的黄侃教授，很看重他，指导他读宋代词人周邦彦的《清真词》。俞平伯自此便学会了填词的技巧，暑假在天津养病时，就填写《临江仙》以记其事。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俞平伯不满十八岁，他就和舅舅的女儿许宝驯结为伉俪。结婚时，按照传统的习俗，遵照岳父许引之之命，戴红绒缨帽、插金花、穿彩绣袍。黄侃教授和大学同班同学，曾前往他们在北京东华门箭杆胡同寓所，祝贺他们新婚之喜。俞夫人字长环（后改为莹环），杭州人，在北京长大。自幼即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能弹琴、度曲、作诗、绘画，并擅长书法。俞夫人虽年长四岁，但他们夫妻情投意合，终生相伴。俞平伯的著述工作，亦得到夫人的很大帮助。俞平伯青年时代，思想活跃，思维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富有积极进取精神。因此，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各种进步的学生社团。一九一八年底，他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并成为该社的重要成员，是《新潮》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加入“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由于“浮慕新学，向往民主”，他便积极投身运动。他参加北京大学学生会新闻组织，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年底，俞平伯毕业于北京大学，结束了他学生时代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初，为了寻找救国之路，他同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到英国不久，因英国金镑涨价，学费筹措未周，便又匆匆回国。四月回到杭州。暑假后，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一九二二年七月，去美国考察教育，在美国因生病而回国。俞平伯虽然在英、美两国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还是了解到不少东西，这对他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很有裨益的。进步的文艺思想及其新诗、白话文创作文化教育界对俞平伯的名字，是非常熟悉的。然而，大家对俞平伯其人并非完全了解，尤其他的文艺思想，则更是鲜为人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似乎在人们的印象中，俞平伯真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心论”者。其实则不然。俞平伯在他的青年时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方面，他自二十年代以来，就具有了进步的文艺思想。在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社会极端黑暗，俞平伯曾经苦闷、彷徨过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对于文学的性质及反映论问题，一九二〇年，俞平伯在为其友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撰写的序中，就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其一，俞平伯不同意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他认为，“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是不全面的。他最精辟的见解是，说文学作品是“人化的自然”，它“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换句话说，它即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里反映的产物。对此，他是这样论述的：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依我盲揣，虽没甚不合也不全合。说文学是一种表现何尝错了？但文学是否仅仅一种表现，我很难有积极的回答。文学底作用，与其说是描摹的，不如说是反射的（reflexive）。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好比照相，虽是外物底影儿，中间却经过了一重镜子。文学上底镜子是一重人性：就是我所说底“人化的自然”。这样说，文学原不仅是表现人生，是在人底个性中间，把物观世界混合而射出来底产品。俞平伯的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俞平伯又说：“文学只是一种混融，只是一种综合……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拢来，合拢来，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同上注）他还说：“我很相信好诗是没有物和我底分别的，是主客观联合在笔下的。”《做诗的一点经验》，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4期。用俞平伯的这些看法，对前几年老调重弹的所谓“文学就是人学”的错误观点，自然也是有力的驳斥。文学是社会生活、物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的折光反映，自然不应与社会学的“人学”混为一谈。其二，俞平伯反对“诗是为诗而存在”、“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错误观点。一九二二年，他在其诗集《冬夜》自序中，对当时有人提出此等论调，就明确地回答说：“这话我一向怀疑。”文如其人。他认为，文艺作品正是作者人格的表现。他说：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诗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冬夜〉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版《冬夜》。当时，俞平伯才仅仅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竟然有如此敏锐的眼光和正确的思想，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能够提出“诗心正是人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的主张，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第一。第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俞平伯明确地提出，诗要为平民而写，要“创造民众化的诗”。一九二〇年，俞平伯在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序中说：“若要判断诗底好坏，第一要明白诗底性质，诗人对于一切底态度。”其中最本质的问题，就是看诗人是否为“平民”而写。并且，他指出，一般人甚至诗人，往往把“平民的”误会成“通俗的”这个意义，是不正确的。一九二一年，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更加清楚地说：“现今的文艺的确是贵族的，但这个事实不但可以改变，而且应当改变。”为此，他认为首先应当改变社会制度。对康白情主张诗是贵族的，只有贵族才有水平欣赏诗的观点，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但是，俞平伯认为自己在创作“民众化的诗”方面，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九二二年，他在其诗集《冬夜》自序中，曾经自我检讨说：“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见《诗》第一期），在实际上做诗，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俞平伯解释说：“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就是正因为我太忠实守着自由和真实这两个信念。所以在《冬夜》里，这一首和那一首，所表现的心灵，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事实上，的确俞平伯在此问题上，思想是混乱而又矛盾的。这从他同时在《冬夜》序中说：“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底拘牵，我不愿去摹仿，或者有意去创造那一诗派。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就不难看出，他既强调要“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又要“表现自我”，这说明他的世界观在形成的过程中，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是何等激烈。但是，俞平伯毕竟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他思想上经过徘徊之后，又重新拨正了前进的方向，他仍然坚持创作民众化的诗歌的方向。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在为顾颉刚编选的《吴歌甲集》写的序中，极其热情地赞美“吴声何等的柔曼，其唱词又何等的温厚”；并且说：“若打破这看不起乡下人的成见，我们立刻明白诗歌原始的意味来。”一九六一年，俞平伯在校订元代吴昌龄《西游记》杂剧所写《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中，充分肯定了剧中“能够表现乡村人民爱劳动、不羡慕富贵的精神”，和“藐视封建统治者的官僚们”的思想。一九七〇年，俞平伯在河南息县干校，与农民相处，异常友好，并热情地教诲农民子女识字。即可说明，俞平伯长期以来同情“平民”和提倡“大众化”的文学方向。第三，俞平伯崇尚文学的自然、真实之美。一九四八年，俞平伯在其《清真词释》序中说：“我前拟‘文章’四论，其一曰文无定法，其二曰文成法立，虽有目无文，亦正无须有文，一言蔽之，自然而已。自然何必草率，切磋琢磨之极亦归自然也。”一九八一年，俞平伯又在《德译本〈浮生六记〉序》中说：“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俞平伯崇尚自然的文学观点，显然是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脱化而来。其次，也必须看到，俞平伯由于受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他在提倡打破旧体诗时，在其《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的论文中说：“感人向善是诗底第二条件。”这的确认为诗有“劝善”的作用。对此论点，曾引起过讨论。有人就指出“善字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没有标准”的。俞平伯对他的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后来已经不再坚持。在新诗、白话文创作方面，俞平伯是作出很大贡献的。俞平伯“是提倡新体诗的最早的一个人”《艺文杂志》编辑部的《俞平伯先生》，1943年9月1日《艺文杂志》第1卷第8期。。一九一七年，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呼唤下，俞平伯不怕守旧派的斥骂，站在前列，开始写作白话诗。第二年，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即在《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上发表。针对保守派对白话诗的非难，一九一八年，俞平伯撰写了第一篇白话诗论《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提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词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的论点。一九一九年四月，俞平伯创作了第一篇白话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受到鲁迅的青睐，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五四运动爆发，俞平伯便积极投身运动，做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仔细分析了社会上反对新诗的各种论调，又撰写第二篇白话诗论《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连同他的第二篇白话小说《炉景》，同时发表在《新潮》第二卷第一期上，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一九二〇年在杭州，俞平伯与朱自清相识，他们志趣相同，共同探讨新诗的创作与发展问题。在半年的时间里，俞平伯创作了十九首新诗，和《做诗的一点经验》、《从经验上所得做“诗”的教训》、《诗底自由和普遍》三篇论文，论述对新诗的看法，积极扶植新诗的成长。一九二一年一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俞平伯由郑振铎介绍而加入此会，成为主要成员。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同朱自清、叶绍钧（编者注：即叶圣陶）、刘延陵等创办“五四”以来第一个《诗》月刊，对新诗的创作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俞平伯第一部新诗集《冬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他与朱自清、周作人、叶绍钧等八人创作的新诗合集《雪朝》亦问世。一九二四年，俞平伯的第二部新诗集《西还》出版。他的《冬夜》和《西还》这两部诗集，“风靡初期的白话诗坛”，而且“能融会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的，恐怕只有平伯先生一个人罢”（同上注）。至此，新诗这株新开的花朵，在中国文苑中已经蔚为大观，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茁壮地成长起来。俞平伯除写作新诗、白话文、白话小说外，他还写了不少白话散文，可称做是名副其实的散文作家，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一九二四年，俞平伯与叶绍钧的散文合集《剑鞘》由霜枫出版社出版。同年年底，他从杭州回到北京，一直在东城南小街老君堂七十九号宅定居。到北京不久，他即到燕京大学任教。第二年，他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新诗集《忆》出版。一九二八年十月，俞平伯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后来他又到北京大学兼课。一九三〇年，周作人主编《骆驼草》周刊，俞平伯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据王保生对俞平伯散文的研究：俞与废名由于受周作人的影响，趣味相同，散文的舒缓格调相同，具有“冲淡和平”的气味。茅盾称这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苦闷时期”。二三十年代，俞平伯在大学执教的同时，先后创作和编辑出版了五部散文集，即《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和《燕郊集》。至此，俞平伯基本结束了文学作品的创作生涯，开始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又据王保生的研究：如果把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即以一九二八年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散文抒写性灵，描景状物，显得文思郁勃，文风细腻绵密；而其后期的散文则一变为“冲淡和朴拙”了。投身抗日，追求光明一九二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俞平伯毕竟是一个具有良知的爱国青年，他再也无法闭门著书立说和安于教学工作了，他以满腔的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先后奋笔抒写了《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广亡征！》、《国难与娱乐》等文章，表现出一片诚挚的爱国的赤子之心。一九三二年元旦，他在致《中学生》杂志的短简中，大声疾呼，要青年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号召他们应当起来“救中国”，并激愤地说：“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大学南迁，俞平伯因有侍双亲的家庭之累，未能同往。自此，他便“削迹城阴”、“宾从罕过”。在五年之中，他除被聘在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外，很少写文章。这是他最苦闷的时代。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有人来向他拉稿，他说“只是情面难却，便给那些不含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写写稿”，当朱自清得知后，立即写信忠告他“以搁笔为佳”。因此，抗战最后两年，俞平伯再也没有提笔撰文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生平大事记》。笔者从此“大事记”中引用许多材料，特向孙玉蓉同志致谢。。但可以证实，俞平伯在日伪时期，是没有丧失民族“节操”的。据穆穆当时写的《俞平伯先生》文中说：“不过俞先生有一个孤高的性格，说他逃避现实也好；总之他不愿与人相争的，如果拿这种态度当做书生本色看，那么这种逃避现实也可以看做一种节操。俞先生现在的生活，并不甚丰裕，他的职业只在北平中国大学教几点钟课，而且拿的车马费也只够车马费而已。听说：教会色彩的大学，请他去教书，是不可能的。听说前些时候某国立大学也曾下过聘书，他竟也拒绝了，这个，我们很可以知道俞平伯先生的个性和高傲了，他并不是一个贱卖的人。”1943年10月《风雨谈》第6期。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俞平伯结束了苦闷、锁闭的生活。他欣喜异常，提笔写完长达几千言的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此诗开始写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抒发其“寄迹危邦，避人荒径”、“聊忏幽忧”、十年徒掷的感叹。毕树棠谓此诗：“情辞哀艳，中若痛经世变，深寄慨思，非等闲幽怨之作。”《题〈遥夜闺思引〉》，1947年6月27日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年底，经许德珩介绍，俞平伯加入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九三学社。一九四六年八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俞平伯积极参加九三学社的工作和活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平国民党政府发动警宪夜入民宅，以清查户口为名，大肆搜捕，俞平伯同九三学社十三位同仁发起抗议，并拟《保障人权宣言》，三月八日在《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五月二十二日，俞平伯等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一名教授联合签名发出《北京大学教授宣言》。五月三十日，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百零二名教授联合发表《告学生与政府书》，支持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并对学生要求进行教育改革表示同情。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北平《中建》半月刊编辑部在清华大学召开“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俞平伯应邀出席，他发言说：“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当有时代意义，即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