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曾自字直民，号屈斋。。一九〇〇年一月八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籍浙江德清。父亲俞陛云，是文学家，精通诗学，著作有《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蜀诗记》、《诗境浅说》。母亲许之仙，是清朝松江知府许祐申（即许子原）之女，亦精通诗文。俞平伯有三个姐姐：大姐俞琎，二姐俞珉，三姐俞琳，皆善属诗文。祖父多病早逝。曾祖父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是清代享有盛誉的学者，著述颇多，有《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俞平伯即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有这样的世家，也就造成他接近文学的趋向”穆穆《俞平伯先生》，1943年10月《风雨谈》第6期。。俞平伯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于文学评论，擅长诗词散文，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充满诗意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俞平伯充满幻想和富有诗意的童年时代，是跟随曾祖父在苏州度过的。俞樾非常疼爱小重孙平伯。他出生双满月时，曾祖父抱他剃头，并赋诗志喜。平伯两岁时，曾祖父又与他在寓中合影、赋诗，作为纪念。平伯四岁时，由母亲启蒙，教读《大学》章句。有时候，大姐教他吟诵唐诗。六岁时，每晚跟曾祖父学写字，直至翌年初，曾祖父病倒，方才终止。这段生活，在俞平伯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曾写有诗句云：“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笘帖教重孙。”俞平伯后来练就一手好书法，即是从小受到曾祖父的熏陶。之后，由父母教学对对子，课本由母亲手抄。八至九岁时，入塾从师学习，接着有一年半的时间，平伯到上海学习英语和算学。十二三岁时，俞平伯即开始阅读《红楼梦》，尽管当时他是当闲书读着玩的，并非深谙书中的蕴涵所在，但毕竟《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在他少年的脑海里烙下深深的印记。这或许是最初播下的“红学”种子。十六岁，俞平伯进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由于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他的智力开发较早，学习成绩优异，所以当年秋天，他即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门。北京大学的黄侃教授，很看重他，指导他读宋代词人周邦彦的《清真词》。俞平伯自此便学会了填词的技巧，暑假在天津养病时，就填写《临江仙》以记其事。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俞平伯不满十八岁，他就和舅舅的女儿许宝驯结为伉俪。结婚时，按照传统的习俗，遵照岳父许引之之命，戴红绒缨帽、插金花、穿彩绣袍。黄侃教授和大学同班同学，曾前往他们在北京东华门箭杆胡同寓所，祝贺他们新婚之喜。俞夫人字长环（后改为莹环），杭州人，在北京长大。自幼即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能弹琴、度曲、作诗、绘画，并擅长书法。俞夫人虽年长四岁，但他们夫妻情投意合，终生相伴。俞平伯的著述工作，亦得到夫人的很大帮助。俞平伯青年时代，思想活跃，思维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富有积极进取精神。因此，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各种进步的学生社团。一九一八年底，他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并成为该社的重要成员，是《新潮》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加入“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由于“浮慕新学，向往民主”，他便积极投身运动。他参加北京大学学生会新闻组织，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年底，俞平伯毕业于北京大学，结束了他学生时代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初，为了寻找救国之路，他同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到英国不久，因英国金镑涨价，学费筹措未周，便又匆匆回国。四月回到杭州。暑假后，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一九二二年七月，去美国考察教育，在美国因生病而回国。俞平伯虽然在英、美两国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还是了解到不少东西，这对他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很有裨益的。进步的文艺思想及其新诗、白话文创作文化教育界对俞平伯的名字，是非常熟悉的。然而，大家对俞平伯其人并非完全了解，尤其他的文艺思想，则更是鲜为人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似乎在人们的印象中，俞平伯真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心论”者。其实则不然。俞平伯在他的青年时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方面，他自二十年代以来，就具有了进步的文艺思想。在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社会极端黑暗，俞平伯曾经苦闷、彷徨过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对于文学的性质及反映论问题，一九二〇年，俞平伯在为其友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撰写的序中，就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其一，俞平伯不同意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他认为，“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是不全面的。他最精辟的见解是，说文学作品是“人化的自然”，它“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换句话说，它即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里反映的产物。对此，他是这样论述的：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依我盲揣，虽没甚不合也不全合。说文学是一种表现何尝错了？但文学是否仅仅一种表现，我很难有积极的回答。文学底作用，与其说是描摹的，不如说是反射的（reflexive）。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好比照相，虽是外物底影儿，中间却经过了一重镜子。文学上底镜子是一重人性：就是我所说底“人化的自然”。这样说，文学原不仅是表现人生，是在人底个性中间，把物观世界混合而射出来底产品。俞平伯的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俞平伯又说：“文学只是一种混融，只是一种综合……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拢来，合拢来，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同上注）他还说：“我很相信好诗是没有物和我底分别的，是主客观联合在笔下的。”《做诗的一点经验》，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4期。用俞平伯的这些看法，对前几年老调重弹的所谓“文学就是人学”的错误观点，自然也是有力的驳斥。文学是社会生活、物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的折光反映，自然不应与社会学的“人学”混为一谈。其二，俞平伯反对“诗是为诗而存在”、“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错误观点。一九二二年，他在其诗集《冬夜》自序中，对当时有人提出此等论调，就明确地回答说：“这话我一向怀疑。”文如其人。他认为，文艺作品正是作者人格的表现。他说：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诗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冬夜〉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版《冬夜》。当时，俞平伯才仅仅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竟然有如此敏锐的眼光和正确的思想，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能够提出“诗心正是人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的主张，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第一。第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俞平伯明确地提出，诗要为平民而写，要“创造民众化的诗”。一九二〇年，俞平伯在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序中说：“若要判断诗底好坏，第一要明白诗底性质，诗人对于一切底态度。”其中最本质的问题，就是看诗人是否为“平民”而写。并且，他指出，一般人甚至诗人，往往把“平民的”误会成“通俗的”这个意义，是不正确的。一九二一年，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更加清楚地说：“现今的文艺的确是贵族的，但这个事实不但可以改变，而且应当改变。”为此，他认为首先应当改变社会制度。对康白情主张诗是贵族的，只有贵族才有水平欣赏诗的观点，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但是，俞平伯认为自己在创作“民众化的诗”方面，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九二二年，他在其诗集《冬夜》自序中，曾经自我检讨说：“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见《诗》第一期），在实际上做诗，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俞平伯解释说：“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就是正因为我太忠实守着自由和真实这两个信念。所以在《冬夜》里，这一首和那一首，所表现的心灵，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事实上，的确俞平伯在此问题上，思想是混乱而又矛盾的。这从他同时在《冬夜》序中说：“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底拘牵，我不愿去摹仿，或者有意去创造那一诗派。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就不难看出，他既强调要“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又要“表现自我”，这说明他的世界观在形成的过程中，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是何等激烈。但是，俞平伯毕竟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他思想上经过徘徊之后，又重新拨正了前进的方向，他仍然坚持创作民众化的诗歌的方向。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在为顾颉刚编选的《吴歌甲集》写的序中，极其热情地赞美“吴声何等的柔曼，其唱词又何等的温厚”；并且说：“若打破这看不起乡下人的成见，我们立刻明白诗歌原始的意味来。”一九六一年，俞平伯在校订元代吴昌龄《西游记》杂剧所写《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中，充分肯定了剧中“能够表现乡村人民爱劳动、不羡慕富贵的精神”，和“藐视封建统治者的官僚们”的思想。一九七〇年，俞平伯在河南息县干校，与农民相处，异常友好，并热情地教诲农民子女识字。即可说明，俞平伯长期以来同情“平民”和提倡“大众化”的文学方向。第三，俞平伯崇尚文学的自然、真实之美。一九四八年，俞平伯在其《清真词释》序中说：“我前拟‘文章’四论，其一曰文无定法，其二曰文成法立，虽有目无文，亦正无须有文，一言蔽之，自然而已。自然何必草率，切磋琢磨之极亦归自然也。”一九八一年，俞平伯又在《德译本〈浮生六记〉序》中说：“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俞平伯崇尚自然的文学观点，显然是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脱化而来。其次，也必须看到，俞平伯由于受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他在提倡打破旧体诗时，在其《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的论文中说：“感人向善是诗底第二条件。”这的确认为诗有“劝善”的作用。对此论点，曾引起过讨论。有人就指出“善字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没有标准”的。俞平伯对他的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后来已经不再坚持。在新诗、白话文创作方面，俞平伯是作出很大贡献的。俞平伯“是提倡新体诗的最早的一个人”《艺文杂志》编辑部的《俞平伯先生》，1943年9月1日《艺文杂志》第1卷第8期。。一九一七年，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呼唤下，俞平伯不怕守旧派的斥骂，站在前列，开始写作白话诗。第二年，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即在《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上发表。针对保守派对白话诗的非难，一九一八年，俞平伯撰写了第一篇白话诗论《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提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词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的论点。一九一九年四月，俞平伯创作了第一篇白话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受到鲁迅的青睐，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五四运动爆发，俞平伯便积极投身运动，做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仔细分析了社会上反对新诗的各种论调，又撰写第二篇白话诗论《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连同他的第二篇白话小说《炉景》，同时发表在《新潮》第二卷第一期上，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一九二〇年在杭州，俞平伯与朱自清相识，他们志趣相同，共同探讨新诗的创作与发展问题。在半年的时间里，俞平伯创作了十九首新诗，和《做诗的一点经验》、《从经验上所得做“诗”的教训》、《诗底自由和普遍》三篇论文，论述对新诗的看法，积极扶植新诗的成长。一九二一年一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俞平伯由郑振铎介绍而加入此会，成为主要成员。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同朱自清、叶绍钧（编者注：即叶圣陶）、刘延陵等创办“五四”以来第一个《诗》月刊，对新诗的创作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俞平伯第一部新诗集《冬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他与朱自清、周作人、叶绍钧等八人创作的新诗合集《雪朝》亦问世。一九二四年，俞平伯的第二部新诗集《西还》出版。他的《冬夜》和《西还》这两部诗集，“风靡初期的白话诗坛”，而且“能融会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的，恐怕只有平伯先生一个人罢”（同上注）。至此，新诗这株新开的花朵，在中国文苑中已经蔚为大观，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茁壮地成长起来。俞平伯除写作新诗、白话文、白话小说外，他还写了不少白话散文，可称做是名副其实的散文作家，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一九二四年，俞平伯与叶绍钧的散文合集《剑鞘》由霜枫出版社出版。同年年底，他从杭州回到北京，一直在东城南小街老君堂七十九号宅定居。到北京不久，他即到燕京大学任教。第二年，他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新诗集《忆》出版。一九二八年十月，俞平伯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后来他又到北京大学兼课。一九三〇年，周作人主编《骆驼草》周刊，俞平伯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据王保生对俞平伯散文的研究：俞与废名由于受周作人的影响，趣味相同，散文的舒缓格调相同，具有“冲淡和平”的气味。茅盾称这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苦闷时期”。二三十年代，俞平伯在大学执教的同时，先后创作和编辑出版了五部散文集，即《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和《燕郊集》。至此，俞平伯基本结束了文学作品的创作生涯，开始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又据王保生的研究：如果把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即以一九二八年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散文抒写性灵，描景状物，显得文思郁勃，文风细腻绵密；而其后期的散文则一变为“冲淡和朴拙”了。投身抗日，追求光明一九二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俞平伯毕竟是一个具有良知的爱国青年，他再也无法闭门著书立说和安于教学工作了，他以满腔的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先后奋笔抒写了《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广亡征！》、《国难与娱乐》等文章，表现出一片诚挚的爱国的赤子之心。一九三二年元旦，他在致《中学生》杂志的短简中，大声疾呼，要青年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号召他们应当起来“救中国”，并激愤地说：“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大学南迁，俞平伯因有侍双亲的家庭之累，未能同往。自此，他便“削迹城阴”、“宾从罕过”。在五年之中，他除被聘在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外，很少写文章。这是他最苦闷的时代。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有人来向他拉稿，他说“只是情面难却，便给那些不含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写写稿”，当朱自清得知后，立即写信忠告他“以搁笔为佳”。因此，抗战最后两年，俞平伯再也没有提笔撰文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生平大事记》。笔者从此“大事记”中引用许多材料，特向孙玉蓉同志致谢。。但可以证实，俞平伯在日伪时期，是没有丧失民族“节操”的。据穆穆当时写的《俞平伯先生》文中说：“不过俞先生有一个孤高的性格，说他逃避现实也好；总之他不愿与人相争的，如果拿这种态度当做书生本色看，那么这种逃避现实也可以看做一种节操。俞先生现在的生活，并不甚丰裕，他的职业只在北平中国大学教几点钟课，而且拿的车马费也只够车马费而已。听说：教会色彩的大学，请他去教书，是不可能的。听说前些时候某国立大学也曾下过聘书，他竟也拒绝了，这个，我们很可以知道俞平伯先生的个性和高傲了，他并不是一个贱卖的人。”1943年10月《风雨谈》第6期。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俞平伯结束了苦闷、锁闭的生活。他欣喜异常，提笔写完长达几千言的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此诗开始写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抒发其“寄迹危邦，避人荒径”、“聊忏幽忧”、十年徒掷的感叹。毕树棠谓此诗：“情辞哀艳，中若痛经世变，深寄慨思，非等闲幽怨之作。”《题〈遥夜闺思引〉》，1947年6月27日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年底，经许德珩介绍，俞平伯加入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九三学社。一九四六年八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俞平伯积极参加九三学社的工作和活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平国民党政府发动警宪夜入民宅，以清查户口为名，大肆搜捕，俞平伯同九三学社十三位同仁发起抗议，并拟《保障人权宣言》，三月八日在《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五月二十二日，俞平伯等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一名教授联合签名发出《北京大学教授宣言》。五月三十日，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百零二名教授联合发表《告学生与政府书》，支持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并对学生要求进行教育改革表示同情。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北平《中建》半月刊编辑部在清华大学召开“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俞平伯应邀出席，他发言说：“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当有时代意义，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为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虽有封建的遗留，还是可以保留的。八月二十一日，与孙楷第、许德珩等五十六名教授签名发表《北平、北大师院二校教授对于当局拘传学生抗议书》。同年十一月四日，与北平各院校四十七名教授签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反对“政府突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所有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俞平伯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斗争及其追求光明向共产党靠拢的进步思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期间，俞平伯同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三十人，发表全面和平意见书，表示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主张的积极支持。同年七月一日，在北京先农坛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俞平伯冒雨参加了此会，会后写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一首，以表达兴奋和喜悦之情。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俞平伯作为北大教授成为校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二年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俞平伯一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俞平伯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还当选为九三学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纵观俞平伯“五四”以来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足以说明他长期以来反对黑暗、追求光明、要求进步，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感情。名满全球的“红学家”俞平伯蜚声中国和世界文坛，乃至成为世人瞩目的知名“大人物”，还因为他是“红学”家。他十二三岁时，把《红楼梦》当作闲书读，并未觉得有什么好，在他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记》、《三国演义》和《荡寇志》之类。到他在北京大学毕业时，对《红楼梦》“方才有些微的赏鉴力”。他自己说：“一九二〇年，偕孟真在欧行船上，方始剧谈《红楼梦》，熟读《红楼梦》……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俞平伯《〈红楼梦〉引论》，1922年7月8日。然而，此时，他还没有系统研究《红楼梦》的兴味。一九二一年，俞平伯欧游归来，胡适正发布他的《红楼梦考证》，俞的朋友顾颉刚亦在研究《红楼梦》。到四月，由于受胡适“整理国故”宣传的影响，这才引起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兴趣，开始同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在“京事一切沉闷”的日子里，俞平伯把讨论《红楼梦》的书信，当成祛病药石，“以剧谈《红楼梦》为消夏神方”。不到四个月，信札已订成几大本。俞平伯自己说：第二年，他撰写完成的《红楼梦辨》书中的一半材料，是从顾颉刚的信中采来的。所以，他对顾颉刚充满不胜感谢深情。一九二三年，顾颉刚为之作序的《红楼梦辨》，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一九五二年，俞平伯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开始着手整理校勘八十回本《红楼梦》的工作。同年九月，《红楼梦辨》的修改本《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四年，俞平伯以所谓《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受到全国大规模的批判，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挫伤。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不懈，勤奋工作，继续进行《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订工作。在他的辛勤耕耘下，这部书终于在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红楼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科学研究的许多正确答案，往往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在研究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并非完全正确的答卷。为了追求真理，寻找正确的结论，即使同一个作者，有时也会几经反复，经过自我否定，才能找到接近真理的结论。更何况许多复杂艰巨的研究项目，需要几代人不断探索，经过长期的“百家争鸣”，最后才能得到比较满意的结论呢！说到底，科学研究的不同的观点，毕竟是学术问题，绝对不能与政治问题或阶级斗争混为一谈。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进行批判，则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胡绳院长在讲话中指出：“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从政治方面，给俞平伯平了反。同时，胡绳同志说：至于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学术观点的是非，“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没有下结论。事实上，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学术观点，也是不应受到批判的。朱寨同志在《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自传说”辨证》1988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文章中，才第一次从学术观点上给俞平伯彻底平了反。其实，俞平伯对《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法，是早就有明确看法的。对他进行批判，是非常荒唐的。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在其《〈红楼梦辨〉的修正》文章中，即修正和检讨了自己过去并非正确的观点。他认为，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自叙传说”。认为在他的书中，“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文学的区别”，“无异于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限”，希冀“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一九四〇年，俞平伯在为胡适、顾颉刚和他三人的《红楼梦讨论集》所写的序中，对“红学”考证和索隐两派的得失，阐述得颇为清楚。他说：“索隐派则以为意在言外，认为其中尚有较深之微旨，遂不恤傅会之于其他种种，东鳞西爪亦仿佛似之，徐按之又都不能自圆其说，惟人情多好奇，遂亦至今不绝。考证派较平实，鲜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然有一病每易犯之，即过于认真。”又说：“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1941年1月成都《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21期。一九五二年十月，俞平伯在《新民晚报》发表的《〈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一文中，又指出：“自一九二三年《红楼梦辨》出版以后，我一直反对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考据法，因而我对这旧版自己十分不满。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一九五六年，俞平伯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中，仍然指出“考证”派和“索隐派”对《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方法，并且充分论述了《红楼梦》深刻的社会意义及其伟大的艺术成就。他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一贯的观点及其发展，极为重要。因此有必要把有关最重要的几段文字援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像以前“索隐”的或“考证”的“红学”，不论说《红楼梦》影射什么人什么事，或者作者自叙生平，都是歪曲本书的真相，从而抽掉了它的政治意义。我们必须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衡量这一部巨大的名著。首先要提出的是它的倾向性——它的反封建的实质。它同情什么，拥护什么，它憎恨什么，打击什么，这在《红楼梦》中是十分鲜明的。这里我们应该揭破“自传”之说。所谓“自传说”，是把曹雪芹和贾宝玉看作一人，而把曹家跟贾家处处比附起来，此话始作俑者为胡适。笔者过去也曾在此错误影响下写了一些论《红楼梦》的文章，这种说法的实质便是否定本书的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性，从而抹煞它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内容。我们知道，作者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取材，加以虚构，创作出作品来，这跟自传说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红楼梦》的倾向性这样的鲜明，典型的形象这样的突出，所以它的主题是很明确的。跟这个密切配合的是它的艺术成就。离开思想性固没有《红楼梦》，离开了它的艺术的成就，也就不成其为《红楼梦》。《红楼梦》的所以伟大，首先在于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勾勒出一幅出现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时代生活的巨大的画图，从而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批判了统治着人的心灵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的观念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要走向崩溃灭亡的消息。我认为只有在人民作主人的时代，伟大的曹雪芹及他的名著《红楼梦》，才有可能廓清一切曲解，得到真实的和充分的评价。到此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走上更加成熟而臻于完美的阶段。这说明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跋涉，才能达到真理的彼岸。到六十年代初期，俞平伯仍然继续进行《红楼梦》研究，先后发表三篇论文，即《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最后一篇是《记“夕葵书尾〈石头记〉卷一”的批语》，当时定稿后而未能发表。据说是，因他那篇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的论文，又受到指责和批评，心情不好，处境尴尬。词学研究的可喜成果俞平伯的词学造诣甚深，一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和艺术鉴赏，有很大的成就；二是在旧体诗词的创作方面，也有丰硕的成果。他之所以能在词学方面取得令人可喜的成绩，除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外，与其后来在大学学习和教授词学、进一步钻研词学理论和规律，有着直接的原因。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在黄侃教授的指导下，阅读周邦彦的《清真词》，为其后来研究《清真词》打下基础。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俞平伯在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除开别的课程外，同时授“词”的习作课和南唐二主词、《清真词》。教学相长，的确如此，这对俞平伯词学修养的提高，有很大的裨益。一九三六年，俞平伯的《古槐书屋词》出版问世，这标志着他的词创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九三四年，为使昆曲流传光大，俞平伯与清华大学的同好，提议结集谷音社。翌年，谷音社成立，俞平伯写《谷音社社约引言》，阐明结社的目的，在于“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后来，他的寓所老君堂即成为谷音社活动的中心，其夫人也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在北京颇有影响。俞平伯在清华大学执教时，曾讲授过散曲。散曲，有词、有散白。昆曲，曲与词，柔美淡雅，抒情动人。二者皆与词学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一九四六年，俞平伯赴天津工商学院讲《诗余闲评》。后又稍作修改，与《史邦卿词四首》一并收入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读词偶得》。一九六二年，俞平伯《唐宋词选》编选注释完毕，并写有颇具学术价值的前言，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俞平伯家中的藏书被抄，《古槐书屋词》二卷清本、《古槐书屋诗》（民国初年至一九五九年全部旧作诗），均丢失，不知去向。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商谈出版俞平伯《唐宋词选》事宜，这时文学研究所陈毓罴、胡念贻、刘世德、范之麟、许德政和我六人亦编妥《唐宋词选》，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俞平伯为了照顾后生晚辈，怕出版他的《唐宋词选》，会影响我们编选的《唐宋词选》的出版。所以，他坚持不同意出版他的《唐宋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编室主任杜维沫和陈建根同志同我研究，经过我给俞平伯先生再三做工作，说明出版他的书，不会影响我们的书出版，并说明他的书从所选词作到注释、艺术鉴赏都有独到特色，而且又是“大人物”，因此，他的书和我们的书，都要出版。这样，俞平伯才答应，要先出版我们编选的《唐宋词选》，再出版他的书。后来，俞平伯把他的书名改成《唐宋词选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我们的《唐宋词选》之前出版了。在我们编的《唐宋词选》问世之前，俞平伯还经常问我，为什么我们编的《唐宋词选》还没有出版，表示心中不安。此事，亦足以说明俞平伯先生宁愿搁置自己的研究成果，甘心先让后辈出书的高尚道德情操。真可用“文章千古事，品德万人钦”这两句，是俞平伯逝世时，蔡仪和乔象钟送的挽联。来评价他。一九八〇年，俞平伯的线装本《古槐书屋词》由香港书谱出版社出版。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玉蓉编集的《俞平伯旧体诗钞》，拟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俞平伯的《论诗词曲杂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读诗札记》、《读词偶得》和《清真词释》，还有关于诗、词、曲的重要论文。孙玉蓉编集的《俞平伯研究资料》和《俞平伯序跋集》，一九八六年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为研究俞平伯的创作思想、学术观点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古代词作的研究，俞平伯有许多高见卓识。这里不想多作介绍。只就有关的两个问题，简略概述如下。对古代词历来争论不休的所谓“正变”、“本色”和“谐音律”问题，俞平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一，关于“正变”和“本色”问题。俞平伯用清代周济《词辨》以温庭筠、韦庄等为“正”，苏轼、辛弃疾等为“变”为例，说明此种看法恰好把正变问题颠倒了。他认为以“花间派”为标准，其实“花间派”远远不够“正”。他援引陆游批评“花间派”的话说：“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故耶。”（《花间集》跋之一）俞平伯认为：《花间》既不足为准，则正变云云即属无根。我们不必将正变倒过来用，却尽可以说，苏、辛一路，本为词的康庄大道，而非硗确小径。对于陈无己在《后山诗话》中说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俞平伯说所谓的“本色”，无非指“花间派”、柳永之类，认为他们“非真正的本色”。俞平伯说：“本色盖非他，即词的本来面目，如今传唐人‘曲子’近之。它的反映面广阔，岂不能包后来苏、辛诸词在内？因此过去的变化，其病不在轶出范围，相反的在于还不够广阔。”（《唐宋词选释》前言，下同。）其二，关于词是否“谐律”问题。俞平伯认为所谓“不谐律”之说，自古看法分歧，不可作为评论标准。认为后世词调亡逸，合律与否都无实际意义，论者再以去阴阳辨之，诚无谓也。十年浩劫以来的悲欢生活这部分除最后一节外，1990年已经刊载在台湾《国文天地》杂志第6卷第1期上。这次撰稿，对这部分，又略作修改。（一）干校生活，艰辛岁月十年“文化大革命”，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痛苦和不幸，七十岁的俞平伯也没有幸免。俞平伯和何其芳等一批学者被关进“牛棚”，让其“闭门思过，悔过自新”，经常还要挨红卫兵的批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俞平伯又偕同夫人和何其芳、钱锺书、吴世昌、蔡仪等知名学者以及文学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由北京“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俞平伯夫妇相依为命，居住在农民的一间草房里，过着衣食自理的生活。俞平伯年迈体弱，受到大家的特殊照顾，只让他在菜园里做点力所能及的活儿，或者在家里捻点麻绳。初到干校的时候，由于俞平伯在一九五四年为研究《红楼梦》曾经受过批判，因而“知名度”很高，村子里的农民，听说俞平伯来到乡下安家落户，感到非常新鲜，男女老幼指指点点，前来围观。可是，乡亲们与他接触的时间长了，大家感到他平易近人，是个善良的老人，便对他及其夫人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怀，经常登门送点吃食，嘘寒问暖，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俞平伯夫妇与乡亲们相处得也非常友好。他写了不少诗篇，纪念和农民结下的友情。有一首《农民问字》诗写道：“昔年漫学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留些子益贫农。”从这首诗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俞平伯倾心教诲农民子女读书认字的真挚感情。在干校劳动，虽然荒废了研究工作，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田园的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也给俞平伯提供了无限的诗情。他乱中取静，写下了不少诗篇。例如，他在一九七〇年《东岳集》诗中写道：“樱子黄先赤，红桃间绿桃。塘坡喜扁嘴，延颈白鹅高。”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非常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在干校劳动的所感所思。一九七一年一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俞平伯夫妇提前从河南返回北京。在即将离别东岳集的时候，村民们对俞平伯夫妇充满了留恋惜别之情。俞平伯夫妇回京后，房东还常常写信，问候他们。俞平伯夫妇也很想念他们，经常写信去，或寄点衣物食品，表示心意。俞平伯有一首诗，即表现与河南房东的深情。这首诗曰：“连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却言昨梦还相见，回首天涯感比邻。”（二）“四人帮”垮台，平和的生活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俞平伯应邀出席。第二天，俞平伯在报上看到登有他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由于他过度兴奋，突然中风，患脑血栓而偏瘫。半年之后，在其夫人和同志们的关心和精心照顾与治疗下，俞平伯基本上得到了康复。一九七六年十月，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喜讯传来，举国上下，载歌载舞，热烈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俞平伯也写词《临江仙·即事》一首，以记其事。打倒“四人帮”后，政府为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给俞平伯搬迁三里河一套四间的高级公寓，让他有个更好的环境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著述。一九七七年，俞平伯为了纪念他与夫人许宝驯结婚六十周年，挥笔写下了七百余言的长诗《重圆花烛歌》。这首长诗，不仅叙述了他们六十年来的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坚贞不渝的爱情生活和工作历程，同时，也记录了六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其中“晚节平安世运昌，重瞻天阙胜年芳”两句，正如新加坡周颖南先生所说：“指出今日的成就，远远超过轰动一时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的确，俞平伯及其夫人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两三年里，生活得很愉快，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同时，更是纵情歌颂祖国大地出现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是俞平伯八十岁寿辰，他写了一首《八十自寿诗》，诗曰：“江河终古流苍茫，哪怕乌云掩太阳。和劲东风吹百草，春深大地遍红妆。”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的喜悦情怀。（三）老年丧偶，打击深重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俞平伯的夫人不幸逝世。这对平老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是一个致命打击。我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天晚上，即赶到平老家中看望他。平老的长女俞成对我说：“父亲与母亲，长期以来形影不离，母亲的去世，恐怕父亲经不住这突然的打击。”听到此话，我便安慰平老说：“平老，人总是要死的，您要想开点，也要学点老庄哲学。”我的话刚说完，平老就握着我的手说：“是的，庄子妻死，庄子不哭，反而鼓盆而歌。永品，我一定记住你的话。”平老在亲友和同事的劝慰下，终于挺过来了。但是，我们从他写的悼亡词《玉楼春》中，还是能够看到他深沉的悲哀和对亡妻的怀念深情。这首词曰：“家居镇日浑无那，乌兔催人驴赶磨。朦胧闻说午时餐，吃罢归房重偃卧。梦中有梦焉可知，疑幻疑真谁是我。善忘应已遣悲哀，不意无端双泪堕。”（四）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俞平伯去世前几年，精神一直很好，颇有老骥伏枥的精神，可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隆重召开“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北京各界百余名学者专家与会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会上讲话，充分肯定俞平伯几十年来为发展我国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同时纠正了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批判。俞平伯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表示，在晚年还要为繁荣和发展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当年年底，俞平伯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三联书店的邀请，赴港作《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为题的学术演讲，对《红楼梦》研究提出新观点、新看法。他认为“索隐派”在研究中也偶有所得。谈到“自传说”，他说：“我过去也是自传说的支持者，现在还有些惭愧。”他认为“索隐派”和“自传说”，两派都钻了牛角尖。现在，有些研究者还继续钻牛角尖。他说《红楼梦》毕竟是一部小说，不能离开小说的艺术形式进行研究。小说就是虚构，“以虚为主，实为从，所有一切实的，都融入虚的意境之中”。不能把小说中的人、事、物都一一落在实处。研究《红楼梦》，应着眼它的文学和哲学方面。“文化大革命”以来，本来俞平伯是闭口不谈《红楼梦》的，也不赞同别人称他为“红学家”；这时，他对《红楼梦》能提出新的看法，这与当时学术界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和谐局面是分不开的。这次赴港，在机场宾馆候机时，他写两首诗交给我，其一曰：“五洲大同，四海一家。发扬文化，光我中华。”其二曰：“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第二首诗，是用《乐记》中的成句。可以看到，这两首诗反映了俞平伯对形势的看法和他的抱负。与世长辞矣 槐屋留墨香一九九〇年一月八日，是俞平伯九十寿辰，文学研究所和九三学社，给他送去了贺信、鲜花和生日蛋糕。这天我也前去祝贺。平老见到大家特别高兴。临走时，平老把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印刷出版的精装本《重圆花烛歌》赠送给我，作为纪念。不料当年五六月间，平老突然患病，卧床不起，神思恍惚。我去看他，他只能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话都说不清楚了。没有想到这样快，十月十五日，平老就与世长辞了。吴庚舜和我合送的挽联“秦河月色如故叹哲人已逝，槐屋墨香正浓信声名不朽”，我们将它作为对平老的深沉哀悼和永久怀念。陆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