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目录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曾自字直民,号屈斋。。一九〇〇年一月八日,生于江苏苏州。祖籍浙江德清。父亲俞陛云,是文学家,精通诗学,著作有《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蜀诗记》、《诗境浅说》。母亲许之仙,是清朝松江知府许祐申(即许子原)之女,亦精通诗文。俞平伯有三个姐姐:大姐俞琎,二姐俞珉,三姐俞琳,皆善属诗文。祖父多病早逝。曾祖父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是清代享有盛誉的学者,著述颇多,有《春在堂全书》、《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俞平伯即出生于这样的书香门第。“有这样的世家,也就造成他接近文学的趋向”穆穆《俞平伯先生》,1943年10月《风雨谈》第6期。。俞平伯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于文学评论,擅长诗词散文,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充满诗意的童年和学生时代俞平伯充满幻想和富有诗意的童年时代,是跟随曾祖父在苏州度过的。俞樾非常疼爱小重孙平伯。他出生双满月时,曾祖父抱他剃头,并赋诗志喜。平伯两岁时,曾祖父又与他在寓中合影、赋诗,作为纪念。平伯四岁时,由母亲启蒙,教读《大学》章句。有时候,大姐教他吟诵唐诗。六岁时,每晚跟曾祖父学写字,直至翌年初,曾祖父病倒,方才终止。这段生活,在俞平伯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他曾写有诗句云:“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笘帖教重孙。”俞平伯后来练就一手好书法,即是从小受到曾祖父的熏陶。之后,由父母教学对对子,课本由母亲手抄。八至九岁时,入塾从师学习,接着有一年半的时间,平伯到上海学习英语和算学。十二三岁时,俞平伯即开始阅读《红楼梦》,尽管当时他是当闲书读着玩的,并非深谙书中的蕴涵所在,但毕竟《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在他少年的脑海里烙下深深的印记。这或许是最初播下的“红学”种子。十六岁,俞平伯进入苏州平江中学读书。由于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他的智力开发较早,学习成绩优异,所以当年秋天,他即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门。北京大学的黄侃教授,很看重他,指导他读宋代词人周邦彦的《清真词》。俞平伯自此便学会了填词的技巧,暑假在天津养病时,就填写《临江仙》以记其事。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俞平伯不满十八岁,他就和舅舅的女儿许宝驯结为伉俪。结婚时,按照传统的习俗,遵照岳父许引之之命,戴红绒缨帽、插金花、穿彩绣袍。黄侃教授和大学同班同学,曾前往他们在北京东华门箭杆胡同寓所,祝贺他们新婚之喜。俞夫人字长环(后改为莹环),杭州人,在北京长大。自幼即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能弹琴、度曲、作诗、绘画,并擅长书法。俞夫人虽年长四岁,但他们夫妻情投意合,终生相伴。俞平伯的著述工作,亦得到夫人的很大帮助。俞平伯青年时代,思想活跃,思维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富有积极进取精神。因此,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各种进步的学生社团。一九一八年底,他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并成为该社的重要成员,是《新潮》月刊的主要撰稿人。一九一九年四月,他加入“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由于“浮慕新学,向往民主”,他便积极投身运动。他参加北京大学学生会新闻组织,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年底,俞平伯毕业于北京大学,结束了他学生时代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初,为了寻找救国之路,他同傅斯年一起赴英国留学。到英国不久,因英国金镑涨价,学费筹措未周,便又匆匆回国。四月回到杭州。暑假后,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一九二二年七月,去美国考察教育,在美国因生病而回国。俞平伯虽然在英、美两国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还是了解到不少东西,这对他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很有裨益的。进步的文艺思想及其新诗、白话文创作文化教育界对俞平伯的名字,是非常熟悉的。然而,大家对俞平伯其人并非完全了解,尤其他的文艺思想,则更是鲜为人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似乎在人们的印象中,俞平伯真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唯心论”者。其实则不然。俞平伯在他的青年时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学艺术方面,他自二十年代以来,就具有了进步的文艺思想。在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社会极端黑暗,俞平伯曾经苦闷、彷徨过一段时间,但很快他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对于文学的性质及反映论问题,一九二〇年,俞平伯在为其友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撰写的序中,就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其一,俞平伯不同意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他认为,“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是不全面的。他最精辟的见解是,说文学作品是“人化的自然”,它“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换句话说,它即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里反映的产物。对此,他是这样论述的:说文学是人生底表现批评,依我盲揣,虽没甚不合也不全合。说文学是一种表现何尝错了?但文学是否仅仅一种表现,我很难有积极的回答。文学底作用,与其说是描摹的,不如说是反射的(reflexive)。既不纯是主观,也不纯是客观;是把客观的实相,从主观上映射出来。好比照相,虽是外物底影儿,中间却经过了一重镜子。文学上底镜子是一重人性:就是我所说底“人化的自然”。这样说,文学原不仅是表现人生,是在人底个性中间,把物观世界混合而射出来底产品。俞平伯的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俞平伯又说:“文学只是一种混融,只是一种综合……自然和人生——同化而成的!合拢来,合拢来,才跳出一个活鲜鲜的文学。”(同上注)他还说:“我很相信好诗是没有物和我底分别的,是主客观联合在笔下的。”《做诗的一点经验》,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8卷第4期。用俞平伯的这些看法,对前几年老调重弹的所谓“文学就是人学”的错误观点,自然也是有力的驳斥。文学是社会生活、物观世界,在作家头脑中的折光反映,自然不应与社会学的“人学”混为一谈。其二,俞平伯反对“诗是为诗而存在”、“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错误观点。一九二二年,他在其诗集《冬夜》自序中,对当时有人提出此等论调,就明确地回答说:“这话我一向怀疑。”文如其人。他认为,文艺作品正是作者人格的表现。他说: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诗以人生底圆满而始圆满,诗以人生底缺陷而终于缺陷。人生譬之是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冬夜〉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版《冬夜》。当时,俞平伯才仅仅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竟然有如此敏锐的眼光和正确的思想,批评“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能够提出“诗心正是人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的主张,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第一。第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俞平伯明确地提出,诗要为平民而写,要“创造民众化的诗”。一九二〇年,俞平伯在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序中说:“若要判断诗底好坏,第一要明白诗底性质,诗人对于一切底态度。”其中最本质的问题,就是看诗人是否为“平民”而写。并且,他指出,一般人甚至诗人,往往把“平民的”误会成“通俗的”这个意义,是不正确的。一九二一年,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更加清楚地说:“现今的文艺的确是贵族的,但这个事实不但可以改变,而且应当改变。”为此,他认为首先应当改变社会制度。对康白情主张诗是贵族的,只有贵族才有水平欣赏诗的观点,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但是,俞平伯认为自己在创作“民众化的诗”方面,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九二二年,他在其诗集《冬夜》自序中,曾经自我检讨说:“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见《诗》第一期),在实际上做诗,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俞平伯解释说:“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就是正因为我太忠实守着自由和真实这两个信念。所以在《冬夜》里,这一首和那一首,所表现的心灵,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事实上,的确俞平伯在此问题上,思想是混乱而又矛盾的。这从他同时在《冬夜》序中说:“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底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底拘牵,我不愿去摹仿,或者有意去创造那一诗派。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就不难看出,他既强调要“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又要“表现自我”,这说明他的世界观在形成的过程中,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是何等激烈。但是,俞平伯毕竟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他思想上经过徘徊之后,又重新拨正了前进的方向,他仍然坚持创作民众化的诗歌的方向。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在为顾颉刚编选的《吴歌甲集》写的序中,极其热情地赞美“吴声何等的柔曼,其唱词又何等的温厚”;并且说:“若打破这看不起乡下人的成见,我们立刻明白诗歌原始的意味来。”一九六一年,俞平伯在校订元代吴昌龄《西游记》杂剧所写《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中,充分肯定了剧中“能够表现乡村人民爱劳动、不羡慕富贵的精神”,和“藐视封建统治者的官僚们”的思想。一九七〇年,俞平伯在河南息县干校,与农民相处,异常友好,并热情地教诲农民子女识字。即可说明,俞平伯长期以来同情“平民”和提倡“大众化”的文学方向。第三,俞平伯崇尚文学的自然、真实之美。一九四八年,俞平伯在其《清真词释》序中说:“我前拟‘文章’四论,其一曰文无定法,其二曰文成法立,虽有目无文,亦正无须有文,一言蔽之,自然而已。自然何必草率,切磋琢磨之极亦归自然也。”一九八一年,俞平伯又在《德译本〈浮生六记〉序》中说:“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俞平伯崇尚自然的文学观点,显然是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脱化而来。其次,也必须看到,俞平伯由于受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他在提倡打破旧体诗时,在其《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的论文中说:“感人向善是诗底第二条件。”这的确认为诗有“劝善”的作用。对此论点,曾引起过讨论。有人就指出“善字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没有标准”的。俞平伯对他的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后来已经不再坚持。在新诗、白话文创作方面,俞平伯是作出很大贡献的。俞平伯“是提倡新体诗的最早的一个人”《艺文杂志》编辑部的《俞平伯先生》,1943年9月1日《艺文杂志》第1卷第8期。。一九一七年,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呼唤下,俞平伯不怕守旧派的斥骂,站在前列,开始写作白话诗。第二年,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即在《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上发表。针对保守派对白话诗的非难,一九一八年,俞平伯撰写了第一篇白话诗论《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提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词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的论点。一九一九年四月,俞平伯创作了第一篇白话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受到鲁迅的青睐,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五四运动爆发,俞平伯便积极投身运动,做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仔细分析了社会上反对新诗的各种论调,又撰写第二篇白话诗论《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连同他的第二篇白话小说《炉景》,同时发表在《新潮》第二卷第一期上,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一九二〇年在杭州,俞平伯与朱自清相识,他们志趣相同,共同探讨新诗的创作与发展问题。在半年的时间里,俞平伯创作了十九首新诗,和《做诗的一点经验》、《从经验上所得做“诗”的教训》、《诗底自由和普遍》三篇论文,论述对新诗的看法,积极扶植新诗的成长。一九二一年一月,文学研究会成立。俞平伯由郑振铎介绍而加入此会,成为主要成员。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同朱自清、叶绍钧(编者注:即叶圣陶)、刘延陵等创办“五四”以来第一个《诗》月刊,对新诗的创作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俞平伯第一部新诗集《冬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他与朱自清、周作人、叶绍钧等八人创作的新诗合集《雪朝》亦问世。一九二四年,俞平伯的第二部新诗集《西还》出版。他的《冬夜》和《西还》这两部诗集,“风靡初期的白话诗坛”,而且“能融会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的,恐怕只有平伯先生一个人罢”(同上注)。至此,新诗这株新开的花朵,在中国文苑中已经蔚为大观,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茁壮地成长起来。俞平伯除写作新诗、白话文、白话小说外,他还写了不少白话散文,可称做是名副其实的散文作家,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一九二四年,俞平伯与叶绍钧的散文合集《剑鞘》由霜枫出版社出版。同年年底,他从杭州回到北京,一直在东城南小街老君堂七十九号宅定居。到北京不久,他即到燕京大学任教。第二年,他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新诗集《忆》出版。一九二八年十月,俞平伯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后来他又到北京大学兼课。一九三〇年,周作人主编《骆驼草》周刊,俞平伯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据王保生对俞平伯散文的研究:俞与废名由于受周作人的影响,趣味相同,散文的舒缓格调相同,具有“冲淡和平”的气味。茅盾称这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苦闷时期”。二三十年代,俞平伯在大学执教的同时,先后创作和编辑出版了五部散文集,即《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和《燕郊集》。至此,俞平伯基本结束了文学作品的创作生涯,开始转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又据王保生的研究:如果把俞平伯的散文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即以一九二八年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散文抒写性灵,描景状物,显得文思郁勃,文风细腻绵密;而其后期的散文则一变为“冲淡和朴拙”了。投身抗日,追求光明一九二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俞平伯毕竟是一个具有良知的爱国青年,他再也无法闭门著书立说和安于教学工作了,他以满腔的爱国激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曾先后奋笔抒写了《救国及其成为问题的条件》、《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广亡征!》、《国难与娱乐》等文章,表现出一片诚挚的爱国的赤子之心。一九三二年元旦,他在致《中学生》杂志的短简中,大声疾呼,要青年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号召他们应当起来“救中国”,并激愤地说:“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大学南迁,俞平伯因有侍双亲的家庭之累,未能同往。自此,他便“削迹城阴”、“宾从罕过”。在五年之中,他除被聘在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外,很少写文章。这是他最苦闷的时代。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有人来向他拉稿,他说“只是情面难却,便给那些不含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写写稿”,当朱自清得知后,立即写信忠告他“以搁笔为佳”。因此,抗战最后两年,俞平伯再也没有提笔撰文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生平大事记》。笔者从此“大事记”中引用许多材料,特向孙玉蓉同志致谢。。但可以证实,俞平伯在日伪时期,是没有丧失民族“节操”的。据穆穆当时写的《俞平伯先生》文中说:“不过俞先生有一个孤高的性格,说他逃避现实也好;总之他不愿与人相争的,如果拿这种态度当做书生本色看,那么这种逃避现实也可以看做一种节操。俞先生现在的生活,并不甚丰裕,他的职业只在北平中国大学教几点钟课,而且拿的车马费也只够车马费而已。听说:教会色彩的大学,请他去教书,是不可能的。听说前些时候某国立大学也曾下过聘书,他竟也拒绝了,这个,我们很可以知道俞平伯先生的个性和高傲了,他并不是一个贱卖的人。”1943年10月《风雨谈》第6期。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俞平伯结束了苦闷、锁闭的生活。他欣喜异常,提笔写完长达几千言的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此诗开始写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抒发其“寄迹危邦,避人荒径”、“聊忏幽忧”、十年徒掷的感叹。毕树棠谓此诗:“情辞哀艳,中若痛经世变,深寄慨思,非等闲幽怨之作。”《题〈遥夜闺思引〉》,1947年6月27日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年底,经许德珩介绍,俞平伯加入接近中国共产党的九三学社。一九四六年八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俞平伯积极参加九三学社的工作和活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平国民党政府发动警宪夜入民宅,以清查户口为名,大肆搜捕,俞平伯同九三学社十三位同仁发起抗议,并拟《保障人权宣言》,三月八日在《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五月二十二日,俞平伯等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一名教授联合签名发出《北京大学教授宣言》。五月三十日,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百零二名教授联合发表《告学生与政府书》,支持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并对学生要求进行教育改革表示同情。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北平《中建》半月刊编辑部在清华大学召开“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座谈会,俞平伯应邀出席,他发言说:“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当有时代意义,即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