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集

一范文澜同志去世十年了。他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一直广为流传，大家很熟悉。全国解放以前和以后，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论述历史问题的文章不少，过去没有集中过。《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汇集了这些文章，它是范老历史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历史学领域讲，郭沫若同志、范文澜同志可以并称为我们的开国一代的两位大师。他们都比较早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都精通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毛主席制定的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给研究中国历史打开了宽广的道路。郭沫若同志、范文澜同志的许多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指示下进行的，毛主席对他们的贡献都有重要评论。当然，郭老学术活动的领域要广泛得多，因而影响也更大。《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封建时代编纂的“正史”汗牛充栋，绝大部分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资产阶级文人如夏曾佑、刘师培最早采用“新”体裁写的通史形式上前进了，也远说不上科学著作。晚近的如钱穆的《国史大纲》一类除了浓厚的封建臭味，还加进了许多资产阶级反人民的货色。《中国通史简编》与一切旧史书有何不同，后来著者自己介绍说：第一，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旧史书写尧舜禹汤文武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样，是完全静止的。有的“颂古非今”，什么都是古的好，思想更是反动。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到具体的中国历史，这和旧史书当然不一样。第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为三个时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第四，书上写阶级斗争，着重讲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对于外来的民族侵入，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对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第五，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写得不少。著者的叙述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对于中国通史的写作，无疑地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前进。《中国通史简编》一问世，在国民党统治区就遭受严禁。国民党发出通令：范书宣传阶级斗争，混淆视听，可恨可恶，务必取缔。当禁止不住以后，少数反动文人又跳出来滥施攻击、漫骂。反动派显然估计到了它的作用。1949年进入北京，范文澜同志重新修订旧作。《绪言》中除了检查以前的缺点、错误，列举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等九个问题，加以论述。这可以看做范老对中国历史的进一步的系统见解。《中国通史简编》累计印数达好几百万册，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成了我们一部主要的历史读物，决定性的因素，就在于它本身的成就。可惜修订本只出到五代为止，宋以后的部分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中国近代史》（只出了上册）是一部研究这段历史的开创性著作。如果我们说，范老试图用科学观点对中国古代史作了一番概述，又用科学观点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大概不为过分。在范文澜同志的著作以前，讲述近代中国历史的出版物，有非常反动的，也有起了革命作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事反动文化宣传的如蒋廷黻等人的作品，极力赞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赞美封建阶级的统治，咒骂人民革命斗争，咒骂中国共产党。那些作品自封为“部定大学用书”、“大学丛书”，霸占着高等学校的讲坛。一些与“官方”出版物相对立的近代史，如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李平心等人的著作，对历史有比较客观的叙述，受到读者的重视。但它们或者内容单薄，或者方面局限，都不足以构成一部有分量的近代通史。范著《中国近代史》除了发端宏大，资料新颖，在思想内容上具有显著的特色。从卷首和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系列的标题，例如“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及中国人民旧式的反抗运动”；“统治阶级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妥协、投降、抵抗三大派”；“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所走的不同路线”；“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参加维新运动的派系”；“各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人民的继续反抗”；“帝国主义者认识了中国人民”等等。那些标题所体现的具体内容，第一次非常鲜明地向读者强调指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特征，指出了人民与统治阶级所走的不同道路，以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样一些根本事实。因此，它不但给读者提供了正确的历史知识，而且也显著影响到后来的近代史研究工作。不少同志认为自己曾受到它的启发，得益匪浅。书上的缺点自然可以举出一些。阶级分析中，次要的情节讲得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演变的过程、关键讲得不突出。由于写作条件限制造成的若干史实错误，后来才陆续有所修订。大部分篇幅纪述重大的政治事件，缺少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内容。但这些都只占次要的地位，小疵大醇，缺点并不掩盖它的大辂椎轮，前驱先路的重大功绩。现在编进《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里的文章，有三个重点。一，讲近代史；二，论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如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中国近代史分期等；三，以经学为中心的关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述评。这些文章，有对《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的资料、论点的补充，也有著者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讲经学问题的几篇，勾元提要，内容坚实。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文化遗产，有效地批判孔学，这是必定要受到注意的问题。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要求研究者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满腔热情和敢于坚持真理。这里有立场、观点问题，也有态度、学风问题。范老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在研究工作中既重视革命性，也重视科学性，坚守革命的学风。这和他取得的成就是不能分离的。历史研究的革命性，首先在于深刻揭露旧社会、旧事物的必然灭亡，说明新社会、新事物必然胜利，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高度表现了这种批判性、战斗性，文集中的许多论文也同样表现了这种批判性、战斗性。它们的主题，包括颂扬解放区正在开展的农民土地运动，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宣传党关于学术工作的“百家争鸣”政策，反对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学风等等。当时政治斗争、思想理论斗争中的重大问题，生动地呈现在作者的笔下。不少文章，如《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等，论点精锐，发挥透辟。讲研究历史要厚今薄古的文章中说：厚今薄古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我国封建时代三部最大的历史书《春秋》、《史记》、《资治通鉴》都厚今，都着重讲政治。孔子作《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写到哀公十四年。隔了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就死了。按公羊家的说法，春秋分三世，所见世相当于孔子和他父亲的年代，可以说是当时的现代史。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就是因为怕它在政治上的诛伐。司马迁的《史记》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史记》的“今上本纪”早已失传，但在平准书、封禅书中对汉武帝提出批评，这不就是谈政治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比《春秋》、《史记》差一点，没有写宋朝的历史，但也写到五代。看书名就知道他写书的目的是为朝廷讲封建的政治学。封建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毕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毛主席指示，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脱离当前的政治斗争，避开实际生活，为研究而研究，是范文澜同志所坚决反对的。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这在《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里是首尾贯彻的。除此以外，范老对科学性的重视，还表现为客观地对待材料，实事求是和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本属草创。读者越多，他越觉得必须迅速改正书上存在的缺点错误。1950年起，从头改写全书，并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检讨文章中指出：对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和个别历史人物，都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的态度。无分析的一律抹煞和一律颂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表现。旧本《中国通史简编》就有这种非历史主义的缺点。例如秦始皇、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都是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但他们在历史上都有过贡献。只讲前一面，对后一面缺少说明，就不合乎历史。有些地方因为“借古说今”，也损坏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了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借武则天来斥责特务统治，着重写了特务的残暴，甚至把宫廷私事也写了出来，意在使读者增加对特务统治的鄙视。这都是由于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的错误。《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在1954年出版，《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的评论中，肯定了修订本的前进，又指出不少新的缺点和存在的问题。对所有那些批评，范老始终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也不轻率改变自己的观点。勇于自我批评，又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纠正错误，坚持真理，不疲倦地推进科学研究的态度。旧本《中国通史简编》借古说今，是从革命的愿望出发，斥责国民党、蒋介石，以激发人民的爱国、革命义愤。即使这样，作为科学研究，也是极不足取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剥削阶级的行为，应当有革命义愤。科学的历史著作可以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振奋人心。但是义愤不能推进科学。真正鼓舞人心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即依靠科学真理。舍此别无捷径。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分析社会历史，不能离开时间、地点、条件。借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任意作历史类比，就违反了科学地观察社会历史的根本要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讲现代史的讽刺作品，其中有巧妙的暗示，却没有任何历史类比。波拿巴恢复帝制，建立起独裁统治，当时一些人把他比做古罗马的独裁者恺撒。马克思极力反对这种肤浅的历史比拟，指出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根本的区别，由这些斗争产生的政治人物也就有根本的区别，不能拿他们相比，应该扫除那种恺撒主义的童蒙词句。事实上历史类比并不能使人得到启发。吴蜀魏军阀混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风马牛不相及。无论怎么描写孙权，读者也难以想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国近代史》上讲鸦片战争时道光的“求降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知道那是骂蒋介石，现在青年人就干脆读不懂。任意类比不能起好的作用，反而对历史研究造成破坏性影响。它使人辨别不清楚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线，怀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因为它不是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与我们要求通过具体事实阐明马克思发现的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毫不相干。同时，用类比来表示革命性，必然让人觉得历史科学是一种太廉价的商品。事实却相反。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所以范老检讨中特地指出非历史主义的危害，这是十分重要的。他通过生动的事实给我们上了一堂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崇高的革命热情和严格的科学要求相结合，极有教育意义。至于不久以前猖獗一时、造成了历史学大倒退的“四人帮”影射史学，那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是不能仅仅用非历史主义去说明的。他们借称颂秦始皇严重丑化无产阶级的领袖，借鼓吹吕后、武则天替江青作女皇开路，借批孔攻击、打倒无产阶级革命家。黑白颠倒，荒谬绝伦。他们的问题，是利用历史制造反革命舆论，篡党夺权的问题。对于“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我们主要应当从政治上去批判揭露，把他们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面，与全国人民共诛之，共讨之。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总难免遭到别有用心的人反对、攻击。范老就因此曾被人扣上一顶顶大帽子，而每一顶帽子都大得吓人。一顶帽子：“亲美派”。全国解放不久，苏联要介绍、翻译些中国历史著作。《中国近代史》自然最有资格入选。但主持翻译的苏联历史家打开一看，书上不但大书特书英法美日等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也振笔直书俄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大吃一惊。照他们的奇怪逻辑，揭露沙俄就等于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当然就是亲美派了。于是，不由分说，断定“《中国近代史》是亲美派写的”。书上叙述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夺取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为两国“共管”，还装做公正保护者，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勒索满清的酬谢。“英国发明的对待满清的方法是‘华人难与说理，惟临之以威，可以惟我所欲为’。沙俄利用英国采取这个强盗式的袭击方法，自己表示中立态度，使满清政府不能不向沙俄实行那些它本来不愿实行的让步。英俄是侵略中国的两大主角，外交上沙俄却常占优势。”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52年版，第184页。写出这个客观事实，特别使他们感到恼火。后来实在由于抓不到范文澜是“亲美派”的证据，《中国近代史》出版了俄译本，但上面那些沙俄凶恶侵略中国的重要段落被任意抹掉了。苏联历史家那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往前走，就投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怀抱，充当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吹鼓手。再一顶帽子：“保皇党”。50年代末，历史研究者在讨论中，有“打倒帝王将相，打倒王朝体系”的说法。范文澜同志坚决赞成批判旧思想、旧观点；同时，也指出笼统地讲“打倒”，像他以前检讨过的把秦始皇、刘邦、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封建统治者一概否定，做法太简单了，应当作具体分析。在一个场合讲了要“保”一些帝王将相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陈伯达，立即抓住这个把柄，一口断定范文澜是“保皇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陈伯达逼迫范老作检讨，并且当众连声叫嚷：“保皇党！保皇党！”一不做，二不休。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很快又把“保皇党”推而广之，用它来压制一切反对他们的群众。那顶臭帽子一时满天飞。这里也保皇派，那里也保皇派！不久毛主席亲自出来干预，对范文澜同志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陈伯达、“四人帮”整垮范老的恶毒阴谋才没有得逞。反对者篡改历史，强安罪名，从反面说明了一个事实：范老的研究工作是重视革命性、科学性以及二者的统一的。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范老在地狱的入口处没有表示出怯懦，相当勇敢。三回顾一下，我们知道，范文澜同志早就讲授历史，但并非一开始就用马克思主义讲授历史。1931年，他出版一本论述中国历史书的著作，绪言中引许慎、江永、吴大澂、王国维等人关于“史”字的解说，论证史书的由来；广泛评述《春秋》、《史记》以下的史书及其作者，而没有一句话讲到社会历史的阶级内容。范文澜：《正史考略》，绪言。足见直到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熟悉，治学没有脱离汉学家的道路。但在政治上，范文澜同志的进步是比较早的。1926年起，他就受到党组织的帮助。他同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拥护党的领导，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1935、1936年间，他写出一本书名《大丈夫》的通俗读物，宣传爱国思想。序言全部抄录古书上的文字，暗中对国民党、蒋介石痛加斥责、鞭挞。抗日战争爆发，年龄四十多岁了的范文澜同志，毅然脱下大学教授的长褂，穿起军装，成了一名游击队战士。政治思想的不断前进，使他的学术思想终于大踏步地迈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长期研究、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形成范老后来著作的民族风格，有决定的意义。周恩来同志在《学习毛泽东》那篇重要文章中，讲到读旧书的问题举范文澜同志为例说：“五四”运动时，“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但是范文澜同志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1978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第1版。事情确实如此。抗日战争以前，范老相继出版《正史考略》、《群经概论》、《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抄》等书。从历史、经学到文学评论，都在钻研、整理之列。那些著作的内容，不外乎清代朴学家们反复搜求、讨论的内容。清代朴学家的工作，据梁启超的分类，有儒家典籍笺释、史料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方志类书编纂、丛书校刊等十多项。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76页以下。范围包括经学、史学、文学思想史的资料。所有这些工作，归结起来，就是一项工作：搜集、鉴别、解释、整理历史资料。范老先在这方面下了很深的工夫，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那些史料知识就充分发挥出了它的作用。从《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资料丰富，方面广泛。毛主席很重视这一点，指出《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特地派人告诉范老，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要他照自己的观点、体系，把《中国通史简编》写完，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第二，训诂依照故传，解说严谨，没有那种望文生义的东西。学术思想的斗争，文学作品评价、文学流派变迁等，或博采旧闻、或结合中国的传统理论（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加以评述，都比较深入。第三，文字锻炼纯熟，有着中国古代卓越史家“文史兼通”的优点。在《中国通史简编》里化古代汉语为现代汉语，驱遣自如。“庾信文章老更成”，后期有些文字写得更为出色。毛主席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522页。范文澜同志就因为熟谙传统文化，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造就了自己著作的个性，具有独特的风格。但同样显著的是，长期在中国封建文化中兜圈子，使范老的学术研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旧的、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史料解释因为强调要有依据，只相信汉儒，不采取后人的研究。范老声明：“《诗》多采毛亨、郑玄说。”毛诗包括毛序、毛传。毛序历来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其源流兴废，《四库全书总目》上有扼要评述。范老相信毛序对《诗》篇主旨的说明，早见于《群经概论》上面，列有种种证据。范文澜：《群经概论》，第146—147页。到了写《中国通史简编》，这个见解也没有改变。比史料上尊信汉儒更重要的，还有历史观点上受浙东学派的束缚。范文澜同志生长于浙江绍兴，早年向往章炳麟等人的学问，又长期走着清代朴学家的治学路径，这都可以与浙东学派接上渊源。浙东学派，包括黄宗羲（余姚）、万斯同（宁波）、全祖望（宁波）、章学诚（绍兴）等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家。清末的章炳麟也被列入这个学派里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于俞樾，然，固浙东人也。”又，章太炎指导、支伟成编辑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也说：章太炎“惟生居浙东，颇究心明清掌故”。按：章太炎余杭人。余杭属浙西，把他归入浙东，只能认为从学术流派上说是如此。章太炎自己讲到清代学术流派的时候说：“代嬗之际，知明代日事者，自以浙人为多。”不分浙东浙西。熟知“夷夏之防”，抱着不同程度的反满观念，大概要算这个学派的思想特征。黄宗羲多次参加抗清斗争，著《明儒学案》，开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先河（又著《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亡失）。万斯同师事黄宗羲，不接受清廷史馆职位，独力撰成明史稿。全祖望治文献学，讲述明末节烈遗事，尝说“史臣不立节烈传，所当立传者何人？”据说晚清改革家受他暗示的不少。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中讲到浙东学术，认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第5卷，第5篇。章炳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很深，究心明清间的掌故，鼓吹排满，提倡种族革命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除了浙东学派的思想熏陶，也还有讲学的师承关系。范老受业于自称只信奉“毛爷爷”（指毛亨）的讲学家黄侃和经学名师刘师培；黄侃则受业于章炳麟。刘师培不算浙东学派，但他在一段时间里反满思想同章炳麟一样激烈。他们参与创办《国粹学报》，进行排满复汉宣传。浙东学派的历史观点对范老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中国近代史》等作品上。《中国近代史》没有着重叙述社会各阶级相互关系演变的过程、关键，一个主要原因，是把批判、揭露满族统治者摆到了首要的地位上。整个清代，抱有反满观念的不限于浙东学派那些人。但他们结合儒家传统思想，通过学术、理论的形式发表议论，更加深入人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伟大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在阶级矛盾、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烈冲突和斗争中发展、前进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站在它们的地位来认识那些矛盾和斗争，看不出一点光明、前进，以为只有黑暗、倒退，带有极大的表面性。对那些思想需要认真的清理。其中不止有如何看待清朝统治的问题，也有如何看待以前若干朝代（如西夏、辽、金、元）统治的问题。实际上，封建阶级的历史家，面对现实有时也要改变一点古老的传统。例如关于所谓“正统”，元朝史家处理辽、宋、金历史，决定“各为一史”，各予正统，至少形式上不同于只承认汉族政权为“正统”的观点。我们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自古迄今的全部历史，毫无疑问，必须彻底抛弃封建主义的观点，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不是在孔子的时代，或脱脱、阿鲁图的时代、或黄宗羲、万斯同的时代、或章炳麟等人的时代写历史，是在今天讲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全部历史，试问，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关系上，如果只是一味地重复前人讲的那一些，又从哪里体现出我们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观点呢？不少问题应当重新认识，不少习以为常的观念应当在科学面前重新加以检验。这就全凭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辩证法。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前人对所有那些问题都制出现成的答案。范文澜同志已经在历史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指出他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只是对事情作客观的说明。科学事业没有可以由一人一时去完成的。问题在于后来者善于承袭前人的遗产，加以发扬光大。这是只有采取科学态度才能做到的。四革命的历史家，必然是革命理论的积极宣传家，无产阶级科学文化事业的推进者。范文澜同志怀着深厚的革命感情，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不少工作。他特别注意阐述毛主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阐述、执行毛主席关于历史研究要联系革命实际、要采取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的指示。理论必须结合实际的问题，范老用自己的语言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使变化无穷的实际问题获得正确解决，这才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际，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做灵丹圣药，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套用。那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结合历史研究者的情形，批评教条主义说：我们知识界有些人，你说他是教条主义，实在有点冤枉，你说他不是教条主义，他也确实像个教条主义。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只有所谓“权威”，没有“我”了。这样的“谦虚谨慎”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的说法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尽管批判错了，毫无关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上述那些话是在1958年发表的《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里面讲的。那些话把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光辉著作中的思想从某一点来加以发挥，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著作家的严格的科学态度和战斗精神。研究历史，毛主席多次讲要重视近代史研究。范文澜同志努力执行了这个指示。1940年秋天，毛主席在写给范文澜同志的一封信上说：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思想斗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讲经学史，要对近代一些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对廖平、康有为、梁启超、叶德辉、章炳麟、吴虞等人，要分别分析、批判他们错误的反动的东西。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范老讲，他以前主要搞古董，毛主席的指示使他下决心研究近代史。1958年写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是进一步从学术观点上论述这个问题，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今天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仍然是要加强近代、现代史研究工作，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写出本门科学的基本著作。范著《中国近代史》刊行以来，我们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从客观需要和展望前景来说，已有的工作显然太落后了。不少题目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做。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号召我们对中国近百年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进行分析的研究，然后作综合的研究；至今学术界还没有写出分析研究的专著，欠着一笔账。我自己能力十分薄弱，在专业研究部门工作，首先就没有把工作做好。“四人帮”横行，中国近代史研究遭到空前大破坏，发生大倒退。一方面，“四人帮”迫使近代史的科学研究长期停顿；另一方面，他们篡改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近代历史的根本理论，鼓吹所谓“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影响到将来”，使一部中国近代史布满乌烟瘴气。有的同志议论，新近出版的近代史读物，重复劳动多，新增加的东西少，说来说去，总是一个简单公式：“两个过程，三个高潮，八大事件”，陈陈相因，了无新制，缺少专题研究的艰苦工夫。所有这些，集中说明一个问题：近代史研究工作，要打开新的局面，要进行新的长征，要产生新的成果，博大精深，琳琅满目。这是革命斗争前进的需要。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应当自由辩论，范老向来是坚决拥护的。1953年秋天，史学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毛主席指示，要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范老在《〈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中，表示深信实行双百方针，将使我国文艺和学术绚烂多彩地发展起来。尽人皆知，范文澜同志与郭沫若同志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始于何时，主张不同。全国解放不久，他们在刊物上进行过讨论。往后两人的著作都分别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谁也没有在基本上改变。但他们共同领导史学界的活动，彼此推重，并没有因为学术见解不同，而丝毫存在宗派之争，门户之见。范老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对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阶级斗争的阶段如何划分，几次发表文章，主张分为四个时期。当我们一些人准备写一部近代史，并提出按照三次革命高潮分期的时候，他完全赞同我们照自己的看法去写，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于一种说法。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严格执行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在这方面，范老和郭老一样，足称模范。学术研究怎样才能有效的争鸣，范老有很好的见解。他认为凡以学有专长而“争鸣”就好，以长于教条而“争鸣”就坏。照教条写出的文章，无非是马曰列云，东抄抄，西扯扯，终日言，如不言。那种情形，鸣则鸣矣，争则争矣，不过只能叫做“潦岁蛙鸣”，和“百家争鸣”不可同日而语。学有专长的争鸣并非易事。研究者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丰富资料，深入钻研。谁能对大小问题不疲倦地下苦功夫，谁就有可能经过数年而一鸣，或毕一生而一鸣，或师徒相传而一鸣，或集体合力而一鸣。一个研究工作者，竭毕生精力不一定能鸣出几次好声，可是整个史学界积累起许多人切实的鸣声，也就赫赫有生气了。范老这些看法极见精彩，使人受到鼓舞，精益求精地去治学。打倒“四人帮”，毛主席“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其他政策又一起回来了。学术界一片活跃。出版《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将有助于推动我们鸣出更多更大的好声。郭沫若同志、范文澜同志分别以他们的优异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史上树立起了自己的纪念碑，尽管他们的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忠实地贯彻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以客观存在为准绳，不以个别词句为依归，鲜明表现在范老的科学研究和革命行动之中。范文澜同志的科学成就的获得，有其他条件，归根到底，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何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范老的科学成就和执行党的政策的具体实践，对于我们具有榜样的意义。刘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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