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在希望与绝望之间：1963—2011

公牛1963年6月底，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在他的内罗毕寓所举办了一场宴会。一位美国外交官描述道，奥廷加“戴着传统的饰有珠子的帽子，身穿质地精良的黑棉高领夹克和黑色裤子”，亲自迎候每位来宾。这些宾客，都是些“肯尼亚社会上流、外交官、邻国嘉宾以及奥廷加的下属随从”，宴会上的“当地美食应有尽有……以自助餐的形式呈现。豆子、玉米、鸡肉、面包、土豆和蔬菜等基本食物供应充足。这么多来宾的消耗量是巨大的”Ruchti to Secretary of State，3 July 1963；POL 2 General Reports＆Statistics，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African Affairs（RBAA）1958-1966；Record Group 59（RG 59）；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NACP）.。热情好客是奥廷加的典型风格，更是他的经商成功之道。奥廷加不仅是个幽默风趣的玩伴，慷慨大方的宴会主人，更是一个满腔热血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虽然外表算不上威风凛凛，但是他强硬的个性为他赢得了“公牛”的绰号。在即将走向独立之前几年，他坚定不移地支持民族主义事业。奥廷加之所以举办这次宴会，是为了庆贺三件相互关联的事，它们都是由于殖民统治终结所引发的。首先，肯尼亚已于6月1日实现自治。肯尼亚此后将于12月份实现完全独立，并于一年之后成为共和国，自治的开始已经标志着后殖民时代的来临。其次，第二桩值得庆祝的事情是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简称“肯盟”）的选举胜利，奥廷加在1960年肯盟成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5月底的第一届独立政府选举中，肯盟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简称“肯民盟”）。肯盟的胜利不只是一个政党针对另一个政党的胜利，更是一种肯尼亚宪政前景针对另一种愿景的胜利。按照肯盟和奥廷加的设想，新生的民族国家将由中央集权政府主导并负责实施发展政策。相形之下，肯民盟主张分权的政府体系，将相当大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最后，奥廷加之所以大摆筵席，也是为了庆祝自己重返肯尼亚政坛的“塔尖”。作为与英国殖民政权宪法谈判的结果，肯盟被迫同肯民盟在1962年之前分享权力。按照权力分享协议，奥廷加被排除在联合政府内阁之外。然而，肯盟在选举胜利后控制了政府部门的主要职务，奥廷加得以重返政府，担任内政部长。对于在场的多数肯尼亚宾客来说，这是新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社交活动之一——时至今日，这一精英阶层仍然支配着肯尼亚的公共生活。在场的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在殖民统治之下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他们参与缔造一个崭新国家。现在回过头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建出一个崭新的统治阶层。在其他类似的社交活动中，新的关系网得以建立起来，而早前在联盟高中肯尼亚第一所专为非洲人开设的中学，是由新教教会联盟于1926年建立的，该校培养了一大批肯尼亚政治精英。——译者注这样的中学或者大学[尤其是在邻国乌干达的马凯雷雷（Makerere）]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则得以加强。按照一位名叫本杰明·基普科利尔（Benjamin Kip-korir）的殖民主义教育受益者的说法，殖民主义所能提供的最“好”教育培养出“新兴的精英”，这些人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精湛的技术和知识，因而成为“独立肯尼亚的统治者”。Benjamin Kipkorir，“Descent from Cherang”any Hills:Memoirs of a reluctant academ-ic，Nairobi，2009，p.146.对于很多外国嘉宾而言，奥廷加的宴会是他们在内罗毕社交活动的开端。多个国家将它们设在内罗毕的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并赶在独立之前组建起新的外交使团。对于新的外交使节来说，这场宴会是个难得的机会，他们都企图趁机在新的肯尼亚政治领导层中拉拢关系，打压敌手。而对于其他的外国嘉宾来说，内罗毕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数位英国殖民官员在独立之后准备继续留在肯尼亚，成为这个新独立国家官僚机构中的外籍公务员。其他的肯尼亚白人也决定留下来。尽管一些居住在白人高地（White Highlands）的白人移民在独立时选择离开，但是也有很多人希望在新生的肯尼亚开始崭新的生活。在参加宴会的一些宾客看来，英国殖民官员的存在，以及肯尼亚与即将离开的帝国霸权的经济联系，这两个因素将有效回应某些民族主义者的危险言论。这些民族主义者主张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呼吁肯尼亚社会实现自上而下的财富重新分配。另一方面，对于宾客中的民族主义者和宴会主人来说，英国对肯尼亚事务继续保持影响，这不啻彻头彻尾的新殖民主义。在奥廷加寓所的这些宾客，不管对于独立或者英国人抱有何种期待或者态度，他们都指望宴会贵宾、新任总理约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肯雅塔此前十年时间基本上是在狱中度过，因为英国殖民当局指控他是20世纪50年代茅茅起义的幕后推手。尽管这些指控不实，但是由于他长期遭殖民政府监禁，再加上此前作为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经历，因此在1961年8月获释后，他成了肯尼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宾客们此时来到寓所外的草坪上，一群舞者正等着表演助兴，人们恭敬地称赞肯雅塔为“姆齐”（Mzee，斯瓦西里语，意为“老者”）或者“国父”（Baba Taifa）。花白的头发和胡须暴露出肯雅塔已经垂垂老矣，不过他依然精力充沛。监禁并未给他健康的体魄留下多少痕迹。当舞者邀请政治家们一道表演时，肯雅塔急切地加入其中。与肯雅塔一起步入舞池的还有奥廷加、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和汤姆·姆博亚等人，他们在肯盟实现从民族主义抗议运动向执政党转变的最终阶段扮演了最重要角色。作为此次宴会的主人和肯盟主要推动者，奥廷加无可争议地与肯雅塔一起成为宴会的中心人物。然而，肯雅塔的新朋友和盟友麦克唐纳不喜欢跳舞。麦克唐纳是英国第一位工党首相的儿子，也是一名工党政治家，他曾长期处理英国外交和殖民地事务，先后担任过多个政府要职。在肯尼亚非殖民化进程中，麦克唐纳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是殖民时代的最后一位肯尼亚总督，在肯尼亚宣布独立至一年后成为共和国之间的这段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总督。此后，他又成为英国派驻肯尼亚共和国的首任高级专员。1963年抵达内罗毕之后不久，麦克唐纳逐渐相信肯雅塔是英国利益的最佳保护者，而不是伦敦和内罗毕殖民政府部门通常所认为的潜在的最大威胁者。麦克唐纳认为，肯雅塔是“肯尼亚最精明睿智而又富于权威的领导人”。相比之下，“肯民盟内部没有几个头脑清楚的领导人”，该党领导人罗纳德·恩加拉（Ronald Ngala）“充其量只能算作二流”。这位末任总督认为，关键的一点是，肯盟的基库尤族支持者应当在独立之后处于优势地位。这并非单纯的人数多少问题:基库尤族作为最大族群，只占肯尼亚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另外四个大的族群，包括卢亚族（Luhya）、卢奥族（Luo）、卡伦金族（Kalenjin）和坎巴族（Kamba）在内，每个族群人口都占到全国人口的10%到15%。麦克唐纳所关注的是基库尤族的过度政治化。作为融入殖民地经济程度最深的一个族群，基库尤族同时也是反抗英国统治的领导者。茅茅起义标志着基库尤人的反抗发展到顶峰。麦克唐纳相信，这一反抗传统意味着基库尤族绝不会接受在独立之后被边缘化，倘若像欧洲移民农场主这样的英国利益疏远他们，必然招致他们的报复行动。而且，反抗殖民统治的长期经历，再加上相对较高的教育程度，这意味着基库尤族拥有远多于其他任何族群的政治领导人和文职官员。麦克唐纳后来曾写道:“只有基库尤族自由发挥政治管理才能，肯尼亚在独立之后才能实现和平进步。”然而，当麦克唐纳抵达内罗毕时，他发现根据英国的既定政策，“即将于年底举行的大选，将会导致肯民盟和肯盟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局”。因此，麦克唐纳“转变了内罗毕殖民政府的政策，并且下令英国殖民官员不得试图左右大选，以避免导致肯民盟获胜”。MacDonald to Bottomley，5 May 1965，4；National Archives，Public Record Office（TNA:PRO）DO 213/65.自1957年起，英国殖民者已对一系列选举施加影响，而这是殖民官员最后一次显示操纵选举的娴熟手腕；肯雅塔对此印象深刻。与肯雅塔、麦克唐纳和奥廷加一道站在宴会庆贺人群前面的，还有汤姆·姆博亚。姆博亚是肯盟大获全胜的功臣，他是这四个人中间最年轻的。姆博亚是一位才智过人的战略家，他的才干正是肯盟所急需的:就奥廷加的组织能力来说，倘若没有姆博亚相助，组织这样一场庆贺宴会肯定会让他忙得焦头烂额，更何况肯雅塔获释后对于政党机器的具体运作已经不再感兴趣。和奥廷加一样，肯雅塔在获释后更多扮演的是演说家而非组织者的角色。然而，姆博亚绝非默默无闻的幕后操作者。姆博亚中等身材、聪明机智。在20世纪50年代工会政治的艰难环境中，他逐渐崭露头角。姆博亚从来都不是一个激进派。茅茅运动时期，激进派工会领导人遭殖民政府拘押。在这一情况下，姆博亚成了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城镇民众的代言人。“一位杰出的现代派”，姆博亚的传记作家评价道，无论是在蒙巴萨码头工人面前，还是在企业老板的办公室，或者纽约和伦敦的新闻工作室（他曾在这里作为温和民族主义的代言人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都能从容应对。David Goldsworthy，Tom Mboya:The man Kenya wanted to forget，Nairobi，1982，p.4.如果说肯雅塔代表的是肯盟与可以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反殖民斗争之间的联系，姆博亚所代表的则是年轻一代。尽管他和奥廷加的关系并不融洽，但是他们二人共同发动和组织肯盟，直至肯雅塔成为党领袖。肯雅塔、麦克唐纳、奥廷加和姆博亚成为庆祝舞会的领舞者，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在不同程度上，他们的分歧、观念及其所代表的选民和制度主导了整整一代人的政治图景。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得力助手，这些人随后也进入舞池。弗莱德·库拜（Fred Kubai）和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换下他们的上司，继续与舞者一同跳舞。尽管保罗·恩盖（Paul Ngei）不想跳舞，但还是被阿钦·奥尼科（Achieng’Oneko）拉入舞池。奥尼科身材修长，胡须剃得干干净净，平素不苟言笑。他与肯雅塔和奥廷加关系密切。作为奥廷加的政治盟友，奥尼科的理性和组织才能是生性冲动的奥廷加所需要的。奥尼科与肯雅塔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他们和库拜以及恩盖长期遭受殖民政府监禁。在获释后，奥尼科一直担任肯雅塔私人秘书。肯雅塔长期坚持在宪法框架内同殖民统治斗争，而奥尼科、库拜、恩盖以及其他被监禁者，例如比尔达德·卡吉亚（Bildad Kaggia），他们则是20世纪50年代激进民族主义的急先锋。他们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立场，要比持和解姿态的肯雅塔坦率得多。尽管在奥廷加的宴会举行之时，恩盖仍然在肯盟之外，但是此后他进入政府并担任部长职务。奥尼科已经是信息部长，齐贝吉和库拜则是议会秘书。在翩翩起舞的人群中，齐贝吉堪称“另类”。尽管出生于茅茅运动的“震中”尼耶利（Nyeri）地区，但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齐贝吉一直在国外求学，并未参加起义。经过在伦敦经济学院深造，他成为一名经济学家。1960年，他放弃了在马凯雷雷的教职，进入肯盟领导层。他和负责掌管党组织机构的姆博亚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如同姆博亚一样，齐贝吉也是体格健硕，精明能干。这二人都对于独立肯尼亚的经济发展有着明确设想。他们也都心怀抱负，看到独立给肯盟上层的年轻一代提供的绝佳机会，他们希望趁此扩大自身影响力，并取代老一辈人物。这一年轻男性群体处理政务的场合，不仅有肯盟办公室、政府部门和议会，而且包括首都的酒吧、俱乐部和赌场；如同政治制度一样，内罗毕的社交场合正在迅速非殖民化。此前只面向内罗毕白人精英开放的宾馆、酒吧和餐馆，这时成为齐贝吉等政界名流常去之所，后来成为他们产业和投资的一部分。尽管宴会气氛欢愉（以及相伴随的饮酒赌博），不过宴会主题仍然是严肃的。通过举办这一宴会，肯盟试图显示自身的内部团结，以及新领导人成为独立国家强有力领导者的坚定决心。奥廷加的客人对此印象深刻。在场的美国外交官认为“宴会取得巨大成功”。Ruchti to Secretary of State，3 July 1963；POL 2 General Reports ＆ Statistics，RBAA 1958-1966；RG 59；NACP.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很多宾客对此并不是如此肯定。这其中包括一位年轻公务员，邓肯·恩代各瓦（Duncan Ndegwa）。恩代各瓦先是当上文官长，后来又成为肯尼亚中央银行行长。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恩代各瓦反思道，在独立时唯一能实现肯盟团结的，是它对于殖民主义的反抗。恩代各瓦将这称作是“昙花一现的团结”，他写道，在争取独立过程中，肯雅塔、奥廷加、姆博亚和其他领导人除了表面团结之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们“为了推翻少数人的压迫而暂时搁置分歧”。Duncan Ndegwa，Walking in Kenyatta Struggles，Nairobi，2006，p.250.一旦注意力转向政治统治，这些分歧就无法再掩饰下去。团结的限度肯盟自1960年成立以来，其内部一直存在着巨大分歧，主要围绕族群、个人野心、地区利益以及经济发展观念。对于肯盟而言，肯雅塔仿佛就是“黏合剂”。“对于大多数肯尼亚非洲人而言，肯雅塔不仅仅是至高无上的领导人，而且是民族主义的象征和体现”，乔治·贝内特（George Bennett）和卡尔·罗森堡（Carl Rosberg）在研究肯雅塔获释前夕的选举之后写道。George Bennett and Carl Rosberg，The Kenyatta Election:Kenya 1960-1961，London，1961，p.203.20世纪三四十年代，肯雅塔作为不同诉求的调解者而确立了自己的名望。在肯雅塔获释前夕，肯盟领导层希望这位老人能够提供党内团结所必需的凝聚力。正如约瑟夫·穆伦比（Joseph Murumbi）在1961年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将肯雅塔请出来。”穆伦比后来曾经担任副总统。在他看来，肯雅塔“是唯一能够实现不同派别团结，并阻止我们内部出现严重分裂的人”。Murumbi to Koinange，18 January 1961；Kenya National Archives（KNA）MAC/KEN/73/3.然而，年龄和牢狱经历使肯雅塔更加冷酷，作为民族主义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不愿做出妥协。尽管肯雅塔是将英国人赶出肯尼亚的关键力量，但是他对于建设具有内聚力的肯尼亚国家持怀疑态度，而这严重削弱了这一计划。他认为，族群内部团结是任何一个肯尼亚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首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将注意力转向国家建构。“将自己民众团结起来没什么错，”肯雅塔在1961年获释前不久表示，“先整理好自己的房屋，然后才能督促别人也这么做。我坚信所有非洲人的团结，然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① 他有充分理由怀疑自己所属的基库尤族的内在统一。基库尤族最初起源于肯尼亚山和阿伯代尔山脉（Aberdare）的森林地带。在肯尼亚所有的主要族群中，基库尤族融入殖民地经济程度最深，他们广泛分布于整个殖民地内外。在从内罗毕到乌干达边境的高地上，基库尤人在广袤无垠的白人农场上劳作。基库尤人占到内罗毕人口大多数，他们和来自肯尼亚其他地方的移民一道在蒙巴萨港口工作，在肯尼亚全境从事商业活动。经过数十年劳动力移民，基库尤人遍及肯尼亚各地。然而，这一向外扩张的原因之一也威胁到基库尤族内部团结:肯尼亚山周围的基库尤族定居地过于拥挤，土地在这里成为颇具争议的问题。土地获取的严重不平等是20世纪50年代茅茅起义的核心问题，这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基库尤族的内战。在凶残的英国殖民者镇压下，起义支持者和他们的基库尤族反对者发生内讧。对于肯雅塔和其他人来说，随着大量的欧洲人在20世纪60年代离开肯尼亚，他们腾出的成千上万英亩土地，成为医治此前十年历史创伤的一剂良药。然而，肯雅塔并不打算将这些农场土地交给基库尤人。虽然中部省和其他地区的无地农民希望政府根据民众需要来重新分配土地，但是肯雅塔总理却并不这样想。他声称自己同情他们的要求，“我唯一担心的是无地的非洲人，”肯雅塔在1961年评论道:“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问题，政府必须想方设法为他们找到安身之所。”欧洲农场主起初担心这会导致国有化或者政府强制购买他们的财产，但是肯雅① Musa Amalemba，Buluyia Political Union visits Jomo Kenyatta at Maralal on Tuesday，11 July 1961；KNA MSS 12/21.塔并非激进派。“我认为土地所有权属于私人财产，理应得到尊重。”他的承诺让白人移民群体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不希望自己的‘沙姆巴’（shamba，小块土地）或者房子是属于政府的。所有权必须得到尊重，私权必须得以捍卫。”Musa Amalemba，Buluyia Political Union visits Jomo Kenyatta at Maralal on Tuesday，11th July 1961；KNA MSS 12/21.肯雅塔认为，土地只有通过辛苦劳动来获得，任何有进取心的非洲土地所有者都可以购买；倘若欧洲土地所有者愿意出售土地，应当给予合适的市场价格作为补偿，不得逼迫他们在肯尼亚独立之后离开。肯雅塔明确排除包括土地在内的外国控制财产的国有化，或者强制购买欧洲人控制的土地。肯雅塔并不打算为了尽快满足穷人要求而抢夺私人财产，也不打算为此而实现重新分配。1964年8月，肯雅塔告诉议员们，“国有化无助于非洲社会主义的推进”Minutes of KANU backbenchers' meeting，6 August 1964，2；KNA KA/2/14.。在肯尼亚农业经济中，土地问题是发展政策的关键。姆博亚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Tom Mboya，The Challenge of Nationhood: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and writings，Nairobi，1993，pp.266-278.然而，他和肯雅塔、奥廷加对于“发展”的含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肯雅塔认为关键在于个人努力和艰苦工作。与外来投资和保护私人财产权一道，这些品质将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相应地，这一增长就整体而言将使得非洲社会获益，并变得更加富裕，使得社会在摆脱贫困的同时，又不需要社会最富者向贫穷者分配财富。姆博亚也信奉增长导向的经济模式，但是与肯雅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财富重新分配最终必将是必要的。奥廷加认为，为社会最贫穷民众计，应当立即实现财富重新分配。他要求政府尽快将欧洲人控制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奥廷加对于无地农民命运的关注，并不像肯雅塔那样是出于族群内部团结的考虑。奥廷加是卢奥族人，他出生于基苏木以西六十公里的邦多（Bondo），这里紧邻维多利亚湖。如同基库尤族一样，卢奥族人也是殖民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参与者。这里毗邻乌干达边境，因而有很多肯尼亚人在坎帕拉（Kampala）定居。坎帕拉是英国在20世纪初所修建的一条铁路的终点站，英国希望借此将中非地区尚待开发的自然资源运送至蒙巴萨的帝国船舰。蒙巴萨码头是卢奥族人寻找工作机会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地。对于蒙巴萨和其他地方卢奥族移民的经历，姆博亚感同身受。他自己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他的家乡紧邻移民城镇锡卡（Thika），此地现在归属东部省此处应为中部省。——译者注。锡卡的肥沃土地，极度干燥炎热的开阔平原，一直向东延伸至印度洋的丘陵，这些共同构成了东部省的基本地貌，而这里是姆博亚整个政治生涯里重要的支持来源。他的卢奥族身份，通过其父母而与南尼安萨（South Nyanza）和鲁辛加岛（Rusinga Island）周边地区建立密切联系。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姆博亚能够与奥廷加争夺族群领导权。对于奥廷加和姆博亚而言，肯雅塔关于独立肯尼亚前途的设想颇具争议。肯雅塔强调族群而非整个民族的团结，尊重私人土地所有权，希望推行以私人而非国家所主导的发展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富有争议的。而且，正如发展争议所显示的，他武断的观念时常激起肯盟内部不满。然而，肯雅塔将团结等同于服从；他容不下任何意见分歧。他认为，肯盟的同事们应当立场坚定地支持他，否则后果自负。他也容不得肯盟之外的政治势力。据报道，肯雅塔曾说过:“我相信，对于国家事务而言，一党制是非洲人实现团结的最佳途径。”Musa Amalemba，“Buluyia Political Union visits Jomo Kenyatta at Maralal on Tuesday，11 July 1961”；KNA MSS 12/21.然而在独立之时，肯尼亚的民族主义政党是两个，而不只是一个。在殖民统治最后几年时间里，肯尼亚“是一块骚动之地”。E.S.Atieno Odhiambo，“The formative years:1945-1955”，in Bethwell Ogot and William Ochieng（eds），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Kenya:1940-1993，London，1995，p.44.如同殖民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在二战后的肯尼亚，非洲民众的政治活动开始兴起。由于城镇中的工资低下、住房条件差，工人们早就心怀不满。对于日益加剧的土地压力和城镇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农村民众感到紧张不安，而新的殖民地发展计划更是激怒了他们。由于白人农场主为了实现机械化耕作，因此要将非洲雇农赶走，收回此前分给他们的大片土地，所以欧洲人农场的非洲劳工不断遭到驱赶。殖民政府容不得非洲人大规模参与正式政党，这些不满只得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出来。在城镇地区，激进的工会主义力量逐渐增强。在某些农村地区，一些宗教派别出现，作为表达政治不满的载体。1952年，茅茅起义爆发，起义者的主要组成力量包括中部省的基库尤族民众、内罗毕东部的贫民居住区以及白人农场的劳动力。作为20世纪50年代末非殖民化的第一步，殖民政府开始放松对于非洲人政治活动的限制，但是仍然禁止整个殖民地范围内的政党组织。只有当政党组织是在殖民地的某个地区范围内活动的时候，才是被允许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一地理限制对殖民统治晚期的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导致地方利益高于整个国家的利益。随着政治限制的放松以及肯尼亚范围内政党的合法化，由多个地方政党联合组成的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于1960年成立。肯民盟的第一任主席是罗纳德·恩加拉，海岸省最著名的政治领导人。这位身材矮小的领导人是米吉肯达族（Mijikenda）争取本地区资源控制权的主要旗手。米吉肯达族是由散布在印度洋沿岸的多个小群体共同组成，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是本地区的土著居民。随着民族主义时代的到来，米吉肯达人声称，自己作为土著人口，有权决定海岸省的政治和经济前景。正如当地一位政治家在十年后所写的，他们“努力确认自己作为肯尼亚土著人口的身份认同，他们应当在海岸省享有绝对优先权”。Hyder Kindy，Life and Politics in Mombasa，Nairobi，1972，p.188.恩加拉希望这一前景意味着海岸省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治。然而，这与海岸省另一主要政治群体阿拉伯人的诉求相冲突。阿拉伯人认为，经过数世纪积累起来的经济优势地位，以及海岸省融入更为广阔的印度洋世界的漫长历程，这些都意味着海岸省的政治前途应当是面向桑给巴尔岛及其素丹的。按照阿拉伯人所领导的分离运动的设想，这片处于干旱的内陆和海洋之间的狭长而闷热的海岸地带，应当与肯尼亚的其他地区分离开来。恩加拉所领导的米吉肯达人也对于肯盟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景感到担忧，他们担心这将预示着来自该国其他地方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围绕土地等资源发生纷争。恩加拉认为，对于海岸省而言，独立不仅意味着摆脱英国统治，而且要结束阿拉伯人的主导地位，并从地方层面，而非由肯盟所主导的权力中心来确定海岸省的发展政策。肯民盟的政治家与恩加拉一样担心，他们认为倘若在肯盟领导下实现独立，他们的土地利益将会受到危害。这些群体担心，“倘若不能一劳永逸地确立自身的土著居民身份，新上台的非洲政府是不会善待自己的”Hyder Kindy，Life and Politics in Mombasa，Nairobi，1972，p.188.。因此，恩加拉所领导的这个党，按照非洲史学家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的观点，“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是因恐惧而生的”。David Anderson，“‘Yours in the struggle for Majimbo’:Nationalism and party politics of decolonization in Kenya，1955-1964”，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40（3）（2005），p.552.恩加拉的同事中间最出名的是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inel Arap Moi）。莫伊早年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1955年进入殖民地立法委员会，此后步入政坛。在20世纪50年代末民族主义勃兴的情况下，与殖民地政府的联系毁掉了很多非洲议员同事的前途，而莫伊却毫发未伤。莫伊来自图根族（Tugen），类似这样的小族群在1945年之后逐渐并入到更大的卡伦金族之中，莫伊出生于大裂谷的巴林格（Baringo）。很多卡伦金族人和他一样，都对于独立充满期待，认为自己既然是裂谷省的合法占有者，理应接管白人高地的农场土地。莫伊和其他的卡伦金族、马赛族领导人担心，基库尤族和卢奥族将会利用肯盟的政治优势来接管白人农场主留下的土地。1959年南迪地区独立党（Nandi District Independent Party）在一份会议决议中声明:“此前我们父母所占有，现在落在外国人手中的土地应当重新交回到南迪人手中。”Untitled minutes of meeting of Nandi District Independent Party，4 September 1959；KNA DC/KAPT/1/10/21.作为卡伦金人最大的一支，南迪人领导层希望控制肥沃的开阔地带，这里曾经是白人农场主的乳畜业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地，并且是殖民地经济支柱。肯民盟的设想十分简单，它希望通过持续的分权计划来控制裂谷省和海岸省的土地所有权。独立后的肯尼亚将会是一个联邦，效仿瑞士或者美国的制度模式。殖民时代的省份将会成为半自治地区，各有自己的议会和主席。中央政府权力将被削弱，对于土地等资源的控制权将由地区议会行使。肯民盟呼吁制定独立宪法，承认“肯尼亚各族有权控制自己的土地，并且有权自愿分配自己所控制的土地”。KADU，“Land tenure and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development for independent Kenya”，July 1962，3；KNA MAC/KEN/36/7.这一政策被称作“马金博主义”（majimboism），“马金博（majimbo）”在斯瓦西里语里是“地区”的意思。按照肯民盟领导人约翰·孔切拉赫（John Konchellah）的话说:“马金博的含义是由我们来控制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在推行马金博的情况下，过去所有的不公正将得以纠正，我们所拥有的土地将永不再被夺走。”Speech by Hon.John Konchellah at opening session of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ribes resident in Rift Valley Region at Nakuru，1963，1；KNA MAC/KEN/36/7.在英国殖民部和内罗毕政府支持下，肯民盟和自由派白人移民政党“新肯尼亚组织（New Kenya Group）”提出一项计划，其中将联邦政府作为1961年至1962年在伦敦举行的宪法谈判核心问题。在与英国的谈判中，肯盟就谈判中所涉及的地方主义展开激烈争辩。肯盟对于中央政府权力志在必得，因此认为这项政策意在约束自己。肯盟领导人原本打算在伦敦的谈判桌旁说服英国，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用奥廷加的话讲，肯盟派驻伦敦和谈代表团于1962年“接受了这样一部我们所不情愿的宪法”，因为我们知道“一旦上台，我们就可以修改宪法”。Oginga Odinga，Not Yet Uhuru，Nairobi，1967，p.229.肯盟领导层曾告诉美国外交官，独立宪法“只是一个临时文件”。Vass to Secretary of State，18 May 1963；POL Political Affairs Kenya，RBAA 1958-1966；RG 59；NACP.肯雅塔坚决反对分权。在肯盟的一次集会上，肯雅塔问道:四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告诉帝国主义者，我们必须实现自治，但是他们拒绝了；我们一直在同帝国主义抗争，如同一个人同狮子在搏斗，当我们制服了它之后，你愿意听别人的话，任由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Oluoch to Minister of Information，Broadcasting and Tourism，22 October 1963；KNA AHC/1/33.1963年5月肯盟政府上台后，立即开始破坏与肯民盟所达成的分权宪法。这一过程是令人担忧的。在肯盟政府通过议会修订宪法之前，地方政府试图趁机利用独立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力。在全国范围之内，那些与其居住地有着深刻历史联系，但又被认为不属于这片土地的群体，他们被假借分权之名而赶走。在新设立地区边界上，土地的族群所有权概念表现尤其令人担忧。蒂马乌（Timau）靠近中部行政区和东部行政区在肯尼亚山北麓的新边界，这里的基库尤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很多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然而，到1964年4月，他们被逐出自己曾经的家园。正如当地议员所报告的，“他们的房屋被烧毁”，梅鲁族官员迫不及待地“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将他们赶出这一地区”。Michemi to President，Central Region，30 April 1964；KNA VQ/10/12.南巴林格（South Baringo）的一名官员写道:“回到你的出生地，只有图根族人才能根据萨巴提亚安置计划（Sabatia Settlement Scheme）得到安置”，他命令居住在埃尔达马勒温（El-dama Ravine）附近基隆布（Kilombe）图根族之外的人在独立之后离开。Kisiero to Tengut，13 December 1963；KNA DO/ER/2/14/10.内罗毕的卢奥人警告肯雅塔，倘若将东尼扬扎的土地给了卢奥族以外的人，那么“就会出现另一个刚果”。Ochieng to Kenyatta，9 September 1963；KNA KA/6/28.在奔戈马（Bungo-ma），围绕着该地区究竟应由西部省还是裂谷省地区议会支配，这里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冲突过后，卢亚族（Luhya）领导人谴责“卡伦金人的野蛮部落”O”odang”a to Murumbi，22 July 1964；KNA KA/6/33.，并警告“内战即将爆发”Kisaka to Kenyatta，4 December 1963；KNA KA/6/33.。奔戈马仍然留在西部省之内，而基塔莱（kitale）最终成为裂谷省的一部分。作为对于非殖民化的回应，族群的政治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且因为地方主义辩论而更加激化。族群政治在独立前后表现出日趋暴烈的倾向。居住在埃尔多雷特（Eldoret）的马赛族代表塞缪尔·奥里·基美隆加奈（Samuel Ole Kimelonganai）在1963年写给肯雅塔的一封信中写道:“趁着马金博还未毁掉肯尼亚国家，我们乞求阁下将其终结掉。”Ole Kimelonganai to Kenyatta，10 September 1963；KNA KA/6/32.他这一顾虑纯属杞人忧天。一旦实现独立，肯雅塔就开始实现他集权化的宪法理念。他摧毁地区议会、推翻宪法的手段极为简单。在取消分权的法案等待议会通过时，肯雅塔停掉了地方议会运转所急需的财政开支。到1964年7月，地区议会的银行账户已经没有钱了。东北省政务秘书写道:“本地区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收入。”Civil Secretary North Eastern to Permanent Secretary，Ministry of Local Government，16 July 1964；KNA DC/GRS/3/7/12.肯民盟领导层认识到肯雅塔的强势地位，纷纷寻求与政府和解。最终，在1964年11月底，肯民盟同意与肯盟合并，紧接着宪法修正案正式实施，肯尼亚成为共和国，肯雅塔当上了总统，肯尼亚成为高度集权的一党制国家。再分配，承认与秩序至上观念在独立之前，汤姆·姆博亚将关于分权的纷争称作“国家诞生的阵痛”。Mboya，Challenge，pp.46-47.然而，他错了。尽管肯民盟在1963年12月独立时已经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它与肯盟之间的争论焦点，仍然是此后肯尼亚政治的核心问题。在一项关于1990年前外交部部长罗伯特·奥考（Robert Ouko）遇刺案的研究中，戴维·威廉·科恩（David William Cohen）和阿蒂诺·奥德海姆博（E.S.Atieno Odhaiambo）强调“再分配”和“承认”二者之间关系在肯尼亚历史中的重要意义。David William Cohen and E.S.Atieno Odhiambo，The Risks of Knowledge:Investi-gations into the death of the Hon.Minister John Robert Ouko in Kenya，1990，Athens，OH，2004，pp.28-29“再分配”和“承认”这两个概念（总是相互关联的）是美国理论家和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南希·弗雷泽（1947—），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批判理论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所提出的。弗雷泽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关于再分配的讨论已经被“认同政治”所取代。用她的话讲，“群体认同取代了阶级利益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而且，类似于族群这样的认同群体寻求自身诉求获得承认，“取代了社会经济分配，成为纠正不公的办法以及政治斗争目标”Nancy Fraser，“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Dilemmas of justice in a‘post-socialist’age”，New Left Review，212（1）（1995），p.68.。在肯尼亚最著名历史学家贝斯维尔·奥戈特（Bethwell Ogot）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五卷主编，著有多部肯尼亚史著作，2001年获美国非洲研究协会“杰出非洲学家奖”。——译者注看来，左翼思潮在全球政治中的衰落，以及在肯尼亚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兴起，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非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再分配目标已经失败。Bethwell Ogot，Who，if Anyone，Owns the Past？Reflections on the meaning of“public history”，Kisumu，2010，p.153.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肯尼亚领导人鼓励以“承认”，而非“再分配”，作为政治辩论的中心。历史学家穆戈·盖特鲁（Mugo Gatheru）在肯尼亚独立时写道，他期待“在未来的肯尼亚国家，部落主义只是历史记忆，部落不过是仪式组织”。Mugo Gatheru，Child of Two Worlds，London，1966，p.v.事实证明，这一希望极其渺茫。精英阶层鼓励肯尼亚人首先并主要以族群方式来思考和行动，因而破坏了稀缺资源的再分配诉求。独立后数月时间，齐贝吉在执政党高层散发了一份讨论未来发展政策的文件。在他看来，新的肯盟政府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从殖民主义者那里继承了权力的精英，究竟是会用这一权力来推行必要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还是会屈服于财富、舒适和地位，从而沦为守旧派？”Mwai Kibaki，Where are we going？May 1964，2；KNA MAC/KEN/77/4.肯雅塔对于再分配的不宽容，意味着尽管这只是言辞，但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尽管齐贝吉最初推动再分配，但是在肯雅塔（1963—1978年）、莫伊（1978—2002年）和齐贝吉（2002年至今）三任总统执政时期，政治精英依然顽固守旧。然而，再分配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正如非洲史学家约翰·伊利夫（John Iliffe）所指出的，在过去半个世纪时间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已经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迅速的人口增长。John Iliffe，Africans:The history of a continent，Cambridge，2007，pp.251-252.这一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现代医学，因为现代医学大大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肯尼亚人口增长尤为迅速。1950年的肯尼亚人口约为400万，今天则有4000万。尽管人口爆炸的根源在于二战后时期，出生于第一波婴儿潮时期的人口直到1963年独立时才步入成年，并开始参与政治。因此，独立以来的肯尼亚政治史，是一部人口爆炸时代的政治史。对于任何一位到访肯尼亚的外国人来说，人口爆炸的结果显而易见。尽管在很多外国人的想象中，肯尼亚是与辽阔平原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事实上拥挤的城镇令外来者感到震惊。在最为肥沃的地区，甚至是农村地区的拥挤程度也快到人口“爆炸”的临界点。而人口爆炸所导致的最明显后果是关于资源的竞争，例如土地、工作或者发展项目的公共投资等方面。但是，人口变革也造成了两种激烈的政治辩论。政治辩论的第一条线索是年轻人和穷人的抗议。在肯尼亚的不满者、失地者和贫穷人口中间，新生人口占据了绝大多数。由于工作和土地竞争日益加剧，很多在独立之后适值青年的肯尼亚人发现自己被剥夺的，不只是个人尊严和获取资源的眼前机会，而且也包括过上富裕安逸生活的任何希望。由于无法获得工作或者土地，日益增多的中小学毕业生，不得不凭借个人才智和运气来闯出一条生路。非正规经济领域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唯一希望。1963年以后，他们的愤怒多次爆发，并被谋求私利的政治领袖所利用。然而，精英们限制弱势群体抗议的需要，使得族群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政治精英将年轻人的愤怒引向所谓的族群反对派。当代肯尼亚的人口现状也使得保守主义成了政治辩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资源拥有者竭力维持自己的控制，并避免土地、就业、住房和发展资金方面的竞争。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笔者的一个目标是完善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想法。1987年，适值后殖民时代政治压迫达到极致，已故的肯尼亚杰出历史学家阿蒂诺·奥德海姆博描述了他所说的“秩序至上观念”。他认为，肯尼亚领导人一贯认为秩序与稳定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必需的。这一对于秩序的盲目崇拜被用来贬损那些对国家发展政策持异见者，同时也容忍国家对于公民人权的侵犯。E.S.Atieno Odhiambo，“Democracy and the ideology of order in Kenya”，in Michael Shatzberg（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Kenya，New York，1987，pp.177-202.这一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肯尼亚人和他们的领袖常常称，独立以来的肯尼亚维持着和平与稳定。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客们充分利用非洲之角和大湖地区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灾难形象。政客们对于这一比较的运用有时甚至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1982年6月，时任宪法事务部长的查尔斯·恩乔恩乔（Charles Njonjo）在议会中抛出将肯尼亚变为一党制国家的宪法修正案，他表示:“我们肯尼亚人对于议会中的变化感到高兴，因为肯尼亚信奉民主”，“非洲还有其他地方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没有”。“Kenya becomes a one-party state by law”，Weekly Review，11 June 1982，p.4.恩乔恩乔将肯尼亚描述为稳定的“绿洲”，一个由法律和秩序所主导的国家，尽管恩乔恩乔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这些表述甚至在肯尼亚之外也颇具影响力，在2007年大选之后的暴力冲突期间，科菲·安南（Kofi Annan）抵达内罗毕主持和谈。他后来曾告诉记者罗格·科恩（Roger Cohen）:“我脑中想到的是，肯尼亚不该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已经见证过该地区发生过诸多毁灭，例如卢旺达、索马里、苏丹和达尔富尔，肯尼亚一直是难民的安全天堂。突然之间，肯尼亚也陷入泥淖之中！”Roger Cohen，“How Kofi Annan rescued Kenya”，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4 August 2008，available at: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8/aug/14/how-kofi-annan-rescued-kenya/？pagination=false.在2008年年初暴力冲突期间，肯尼亚人也时常表达出类似态度。这些暴力事件常常被描述为意外，是由选举舞弊所导致的偏差或例外，而非漫长的政治暴力历史的最新呈现。有关政治压迫的档案记录本书强调，最近大选后的暴力事件是深层次历史的一部分。本书面向非专业的大众读者。因此，本书将尽可能少地引用二手文献和理论探讨；不过，作为一种弥补，本书还是列出了大量参考文献。然而，本书分析还是受到很多非洲政治研究专家启发，这其中最重要的有罗伯特·贝茨（Roberts Bates）、让-弗朗西斯·巴亚特（Jean-Francois Bayart）、弗里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pper）、斯蒂芬·埃利斯（Stephen Ellis）、杰弗里·赫布斯特（Jeffrey Herbst）和保罗·努根特（Paul Nugent）。笔者更要感谢专门关注于肯尼亚的社会科学家。囿于篇幅，本书只能简略地向以下学者致敬，这其中包括阿蒂诺·奥德海姆博（已故）、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布鲁斯·伯曼（Bruce Berman）、尼克·切斯曼（Nic Cheeseman）、戴维·威廉·科恩（David William Cohen）、安琪莉可·豪格鲁德（Angelique Haugerud）、杰奎琳·克洛普（Jacqueline Klop）、约翰·隆斯达尔（John Lonsdale）、加布里埃尔·林奇（Gabrielle Lynch）、苏萨娜·穆勒（Susanne Mueller）、戈德温·穆兰嘎（Godwin Murunga）和戴维·特洛普（David Throup）。关于本书所描述事件，倘若读者更感兴趣于分析性的详细描述，或者试图寻找其他解释，可以阅读以上这些学者的著作。本书的观点建构主要借用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所说的“镇压的档案记录（archive of depres-sion）”。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Baltimore，1992，p.xxi.本书前半部分运用了大量外交档案。这些档案记录者当时主要依赖一小群知情者，其中有些近于流言蜚语，并且紧盯着相关外国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因此这些档案文献势必存在着诸多问题。外交官们的书信、电报和备忘录主要关注特定问题，例如腐败、政府高层人物和主要丑闻。但是，更为全面的政府档案记录，尤其是1978年之后的档案记录，在肯尼亚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研究者们也无法接触到。由于对下文所述争议事件参与者的保留态度，因此内罗毕相关资料的缺失，意味着华盛顿和伦敦的外交档案最接近于所谓的后殖民档案。本书第二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政府组织的文献资料。对于这些文献，我们也应当审慎对待。公民社会组织，例如教会组织和异见流亡者组织，它们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权力滥用的积极研究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鼓吹者。这一政治议题必然影响到他们对于这一时期肯尼亚事件的分析叙述。然而，他们所论及的范围以及将自己研究成果公之于众的勇气，这在当时是无人能比的。而且，这些资料的优点远远超过其局限性。这些文献揭示出后殖民时代政治生活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与本书所描述的腐败和暴力相伴随的，是围绕着这些政治特征所展开的公开坦诚辩论。通过议会质询、司法委员会、相对开放的媒体、教会布道和日常讨论等方式，这些活动同时也是当时公开辩论的主题。然而，统治精英这样行事的能力仍然不受限制。肯尼亚所经历的民主和威权主义双重经历，这是很难解释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有罪不罚文化（culture of impunity）”来进行理解。在过去多年时间里，人权活动家不断提出这一概念，以重新检讨法律和秩序，并进行持续的宪法改革。“有罪不罚文化”的意思是，由于政府对于警察、司法和选举体系的控制，这使得对于重大案件的惩罚是不可能的，即便引起媒体极大关注和批评。2010年生效的宪法意在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究竟能否达到目标，目前仍然难讲。在一定程度上，档案文献的偏见和基调，也在这里重复出现。他们主要关注由成年男性所控制的正式政治制度，而非处于附属地位的其他男性、妇女和儿童；档案在特定方面所表现出的沉默也显现在这里。本书所运用的档案文献必然使得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肯尼亚精英阶层。因此，作家必旺加·万尼那（Binyavanga Wainaina）关于当代肯尼亚新闻业的批评也适用于本书:“我们的媒体主要关注于政治人物的肥皂剧。因此，肯尼亚如同一个戏剧舞台，我们作为观众欣赏少数人在舞台上表演，然后鼓掌喝彩，哭泣或大笑。”Binyavanga Wainaina，Middle ground，Kwani？5（2）（2008），p.1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一小群人的描述，他们不过是自独立以来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上千万肯尼亚人中间的极少数。不过，本书也有理由关注掌权者及其所控制的制度。本书是一本关于治国理政的著述，如同其他关于独立以来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研究一样，本书也是关于过去五十年来的后殖民国家危机的著作。因此，我们必须重点考虑这一时期控制肯尼亚国家的精英阶层，正如罗伯特·贝茨所说，正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才使得国家在公民眼中丧失了合法性。掌权精英们并未通过控制议会、总统或者司法机构来保护肯尼亚人民和他们的生活，而是用来攫取资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人们常常将这一危机的症状，包括族群对立和政治暴力，与导致这一危机的原因相混淆。Robert Bates，When Things Fell Apart:State failure in late-century Africa，Cambridge，2008.在历史上不同时期，肯尼亚不同群体多次质疑国家行为究竟代表何人利益，以及他们缘何与其制度相互作用。这些问题首先是与独立和主权的概念相联系。英国在肯尼亚事务中持续存在的影响力以及南亚裔人口在后殖民经济中的地位，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关注焦点。由于它有能力让民众分享发展红利，因此这一时期国家合法性是有保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利的全球经济条件，出口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公共财政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从而为农业改良、医疗和教育事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旦经济环境恶化，发展不再成为主题，国家的目标本身就遭受质疑。政治权力与其说是以争夺强大或者合法的国家为基础，不如说起源于对肯尼亚与外部世界的交汇的控制。在独立之时，权力在于调停肯尼亚和英美等更为富裕的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这一关系与其说存在于肯尼亚和外国之间，不如说存在于肯尼亚和私人外来投资者以及发展基金捐助者之间。这就是弗里德里克·库珀所说的“守门人国家”。Frederick Cooper，Africa Since 1940:The past of the present，Cambridge，2002，pp.156-190.后殖民时代的肯尼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精英们为成为守门人而相互争夺，同时又动员足够的民众支持以维持自身权力地位的过程。自由肯尼亚人在独立时有着太多期待。对于肯尼亚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国家，1963年12月12日的独立日是少有的真正团结的宝贵时刻。肯尼亚每个城镇村庄都以不同方式来庆祝这一节日。维多利亚湖上举行着独木舟竞赛。在蒙巴萨以南的里克尼（Likoni），人们用烟花表演和仪仗队来庆祝肯尼亚独立国家的诞生。在12月11—12日午夜时分，内罗毕的乌呼鲁公园灯光变暗了。在最后一段的英国国歌声中，英国国旗缓缓降下。一分钟后，伴随着新肯尼亚国歌和二十多万观礼者的欢呼声，新生民族国家旗帜冉冉升起。肯尼亚国旗由黑、红、绿三个横长方形构成，黑色象征着肯尼亚人民，红色象征着为自由斗争而流的鲜血，绿色象征着肯尼亚富饶的农业资源，红色长方形上下各有一白边，象征着统一与和平，国旗中间的盾牌象征着坚决捍卫自由。对于肯尼亚和外国观察家来说，这面新国旗意义深远。北越驻开罗外交使团表示，“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于肯尼亚人民在伟大领袖约莫·肯雅塔领导下的解放斗争致以极大的同情和敬意。肯尼亚独立的消息令人倍感鼓舞”Nhan to Okello，21 October 1963；KNA KA/4/7.。肯尼亚艰难争取独立的过程，为其赢得了其他新独立国家公民的极大同情。印度南部古勒塞格勒普拉（Kulasekharapura）地区中心秘书写道，该中心民众“以极大兴趣学习贵国民众在约莫·肯雅塔先生有力领导下，为对抗英帝国主义和白人君主政体而展开的艰苦卓绝斗争”。“在肯尼亚实现独立的欢庆时刻，”该信继续写道，“我谨代表个人和我们印度的杰出民众，祝愿肯尼亚政府和人民更加进步繁荣。”Moni to Murumbi，4 November 1963；KNA KA/4/7.对于外国祝福者而言，肯尼亚独立是反思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变化程度的重要原因。对于肯尼亚人而言，独立不仅意味着自治机会，而且包括未来的繁荣和社会正义。

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