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布拉特文化思想研究

格林布拉特( Stephen Jay Greenblatt，1943—)首先倡导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如今已经成为当代欧美一个渊源广泛、影响颇深的理论批评流派，并成为当代欧美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诗学理论主要以跨学科的文本阐释为特点，格林布拉特也被哈佛大学命名为“跨学科人文教授”和“新历史主义之父”。本书主要在与其他流派、与其他相关理论家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索格林布拉特的学术渊源，进而力求厘清与阐明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的特点，探讨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的理论价值。格林布拉特理论研究隐含着两个层面的观点:一是断裂的历史观。格林布拉特认为历史不是稳定的，不是确定的，而是一种充满着断裂、偶然、间断的存在，历史是不断构建着的。二是整体的文化观，这种整体观与历史的断裂性并不矛盾。格林布拉特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稳定的，而是一种不断塑形的过程，文化是一种系统的“隐喻性”结构，人类的文化是流动的，不断构建着的。本书根据这两个层面对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进行分析阐述。从某种角度讲，“新历史主义”更多是指一种理论研究方法，在这种理论努力中，必然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互相对照阐述，论证与探讨它们在内在结构、隐在的符号化等方面的潜在联系与区别。新历史主义意味着对文学与历史内涵的多重阐释与理论构建。本书第一章介绍格林布拉特的学术经历，采用他自己的理论术语将其学术历程描述出来，并从散见在各论文中的个人故事叙述拣择出他的生活故事，尽可能地从感性的、生活的层面介绍格林布拉特。格林布拉特曾谈起他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一些奇特经历和稍纵即逝的机遇。在格林布拉特看来，人的本质不是一个稳定的、完成了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流动变化过程，具有历史性，他对“自我造型”的阐释，就植根于这样的哲学见解中。再者，故事叙述( story-telling)在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正是通过这些叙述( narrative)，表明人的历史是如何被构建、被塑形的，这些叙述被融进文化诗学理论探讨之中。格林布拉特的文本结构，体现了文学文本和生活、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的零距离和平等性，也体现了格林布拉特作为一个跨学科学者的文化学术理念。不仅文学文本中存在着审美的魅力，生活本身乃至世界上的一切，都同样存在着某种审美的踪迹，蕴含着审美的价值。当然，审美意义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存在，它也内蕴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抑制与颠覆的复杂因素。本书也介绍了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三个重要概念。“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概念经常混同使用，但是各有侧重，是一对共同点颇多，但是又有一定差异的概念。对于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应着重从历史诗学角度加以理解;而文化诗学主要是指从文化的广阔视域寻绎文学与诸文本之间的关系，发见其诗性品质以及其意识形态政治内涵的理论。第二章首先从历史诗学的角度介绍了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强调抹除历史与文学边界，从而在理论上消解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生活、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二元对立。现实的历史是无法再现的，能够再现的大都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特别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置和政治制度的压制，人们不可能把事态的真相全部记入历史，社会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因素规制了文本的潜在意义，所以历史文本不是整体的、稳定的而是断裂的，在这种断裂的缝隙中潜存着某些审美特质，所以历史文本也是文化诗学分析的对象。历史叙述里包含了诗学因素，它暗合了主导性历史符码或意识形态符码，既迎合又构建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历史文本，往往意味着对边缘化生存的盲视和对异己力量的删除。同时，在文学文本中存在着政治的和主流意识形态压制与颠覆的张力，作家的个性、作家的人格、作家的创作目的、作品的流通等，都并不是完全自主的，文学文本参与了权力结构的构成，因此，文本与社会能量是双向交流、多次往复形成的。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人的存在是众多社会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并且人是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不能忽视的力量，人不是被动地生存着的。其次，从诗学概念的生成以及整体文化视域介绍了“文化诗学”。文化诗学把人类生存看成是一种隐喻性模式，将一切人类活动都看成一种文化文本，在文本的阐释中体验文化的诗性魅力。当然，“文化诗学”更多的是指对于文学的文化阐释与解读策略。它是将文学文本纳入特定历史时期以及所处文化机制的关系之中反复加以分析描述，从而赋予作品完整的集体性经验。本章还分析了“轶闻主义”这一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重要内容或者方法。“轶闻主义”是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主要使用的文本阐释手段，体现了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格林布拉特对轶闻( anecdote)、尘封的档案资料、警察记录、航海日记等非正史资料有着非凡的兴趣，这也是所有新历史主义学者理论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对轶闻的重视，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就是对非主流历史的关注和重视，对边缘化生存意义的肯定。格林布拉特认为以往被排斥在正史之外的轶闻，具有可以“触摸到真实”和“反历史”的诗学特点。第三章分析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与其他理论批评流派的关系，从一个宏观的文化层面，多角度阐述了格林布拉特理论的主要特点。首先介绍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来源、发展以及历史转向的特点，并分析了文化诗学整体文化观的理论发展脉络和主要内涵，以及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产生的现实理论语境。然后，从格林布拉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纠葛入手阐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的隐在关联。在格林布拉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性，并把它上升到历史必然性的高度，说明了资本主义血腥发展的实质。但是这种抽象概括很容易丧失文本对黑暗时代叙述的诗学品质，从而无意中把人们感性的痛苦归化成抽象的概念，进而失掉文本中震撼人心的诗学力量。论文着重从威廉姆斯和杰姆逊两个人的理论见解入手，分析格林布拉特的理论研究与其他文化批评理论之间的互文性特点。再者，分析文化人类学与格林布拉特理论之间的关系。本书从人类学文化整体的视角，探讨格林布拉特整体文化观与文化诗学的来源和特点，其中提到了“厚描”和“隐喻性”结构两个概念。在格林布拉特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无不是某种“隐喻”的表达，隐藏着诗性的意义，因此，文化诗学就是在人类文化的整体范畴里的一种诗性阐释和“隐喻性”发现，它意味着将文学与文化以及人类一切有意义的事件联系起来的一种理论努力。同时，从读者批评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策略，以厘清格林布拉特文本阐释中对读者参与的重视。没有读者的积极多重的交流和互动，格林布拉特的理论是无法成立的，如果阅读和阐释使读者和评论家参与到文本的构建之中，那么就必然包含一定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态度。这种读者参与其中，被文本激活的情感和理性力量，就是格林布拉特所说的“惊叹”和“共鸣”。第四章重点阐述了格林布拉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造型”文本阐释的研究成就与主要特点。首先探讨了关于欧美文化传统中“自我”概念发展的理论脉络，然后把格林布拉特的观点放在与其他理论家观点的比照中凸显格林布拉特“自我造型”理论的特点。格林布拉特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从莫尔到莎士比亚这些作家作品的分析发现，这些作家的自我造型主要是向专制权力和权威的强烈反抗与顺从承认同时存在，是通过对异己形象的反叛才得以塑形的。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自我造型是在与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他异因素的颠覆、抑制的矛盾冲突中逐步实现的，这种“自我造型”体现了自我在塑形过程中被压抑、被化解的动态过程，凸显出自我与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内在关联。文学阐释中的自我是在历史的合力中形成的。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自我造型”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行为，它包含了作者的创作、文本的呈现与实现，以及阅读与阐释，这种文化行为相互联系、多次反复，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是一种特定文化中多重意义复杂互动的意识。任何的人类行为绝对不是真空中的行为，而是处于受到他人的影响，与对他人的影响之中，所以，任何的界限都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愿望和表达，是一种理论规范和认识实现的需要。第五章从格林布拉特文本阐释的跨学科特点入手，分析格林布拉特文本阐释的主要内容。格林布拉特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以具体的审美实践阐释新历史主义对理论疆界的跨越。首先介绍了格林布拉特文本阐释的对话主义和狂欢化特点，把格林布拉特的理论与巴赫金的诗学联系起来分析解读。这种对话主义和狂欢化旨在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与反抗，也力避形成新的学术权威和权力话语。其次介绍了格林布拉特文本阐释的不同层面和不同特点。首先分析了格林布拉特理论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界限的消解。文学是社会历史构成因素中最具人性化和情感力的因素，历史是被激活的历史，而不是僵化的事实和文学背景，文学与历史从来就没有确定的疆界，在两者互相渗透、互相构塑的过程中，形成现实的张力。该书还介绍了格林布拉特文学文本与社会能量的“商讨”“交易”“流通”理论，格林布拉特把文学文本放在社会文化的广泛视域里加以解读，进而将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的界限消解。格林布拉特认为，艺术作品的形成隐含着社会能量的商讨( negotiation)与交易过程，涉及社会的主宰通货——金钱与声誉，从而揭示出艺术和社会、历史、经济的复杂关联。另外，格林布拉特在文本阐释的审美效果“惊叹”与“共鸣”的论述中体现了他对文本诗学性质的重视。格林布拉特尽管强调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权力结构，那种普遍的抑制颠覆和塑形，但是他也注意到了伟大作品超越意识形态的特点，因为吸收了特定时代的语境因素，而产生了艺术作品伟大的艺术力量。格林布拉特提到了“文学的共鸣性质”，主要指文学文本中所包含的审美内涵，其中也包含了各种社会能量的相互作用的张力，它激活和产生了新的文本力量。所以文学阅读不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而是一种能量的冲突、融会和交流的过程，也是自我力量的形塑和新的文本产生的过程。第六章着力探讨和阐述格林布拉特的权力观。格林布拉特深受福柯权力观的影响，认为有时候权力是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思维方式。权力有时候是存化于人们思维的深处的潜在力量，它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和命运，这种权力涉及宗教、习俗、心理结构、社会制度、家庭伦理等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文本的产生就是文本与社会力量之间“商讨”的结果。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这些无形的权力角逐、运作和生活的诗性内涵一样都是生活的真相。格林布拉特使用诸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原始资料分析阐述和揭示了殖民过程中的权力征服。殖民过程是在宣布王权占有的仪式和赠送一些玻璃珠子等小礼物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这样，知识文化和权力结合起来共同成为殖民权力的工具。这种本质就是一种内在的真实，触摸真实，就会发现事件的权力真相。殖民者不会想到那些被殖民的当地人是一些行为个体，或者与自己一样的、独立的生命存在，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另类的“他者”，是一种物化的存在。这种潜在的思维意识，构成了一种无形的、潜在的文化暴力，通过将他人在思维上非人化，保持了自己优越的占领者的优势，并以此忽略和遮蔽侵略行为的险恶目的。可以说，格林布拉特对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的分析，根本着力点并不完全在于对文本的美学性质、语言特点等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是在于通过在文本阐释中不断重构文本，发见被隐藏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塑形下的历史因素。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跨学科特点，不仅是对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已经确定的学科的跨越，也是对文本与社会生活的跨越，这是一种新的理论研究理念，所有的学科之间、学科与生活之间都是相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格林布拉特的贡献在于将文本阐释与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现实活动结合起来，着力透过文学文本发现现实的物质流动，并在社会文本的剖析过程中发现文学艺术与审美的踪迹。格林布拉特从宏阔的角度探索人类文化活动的意义，所以并不囿于一个领域，所有的人类文化现象，都是其关注的中心，所以是跨学科的，是一种网络化的文化阐释方式。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方式改变了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范畴，对文学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广泛渗透到小说、诗歌、戏剧以及电影、电视等多种文艺样式之中，体现于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等各个文艺活动层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本书写作初期即与格林布拉特本人取得联系，一直得到启发和鼓励。本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对格林布拉特的个人学术经历以及理论阐述并没有完全局限于国内的译介，而是从断裂的历史观、整体的文化观两个层面，将格林布拉特的理论放在与其他相关理论家相联系的基础上，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阐释，具有理论新意。第二，格林布拉特的论文论著译介过来的不多，且国内尚无关于格林布拉特理论研究的专著发表，所以本书很大部分采用此前国内未曾使用的第一手资料，在深入阅读格林布拉特的原作的基础上构思完成，对格林布拉特的学术思想有较为独特的阐发和理解。再者，格林布拉特对于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的理解，是建构在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之上，特别是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深入研究，给研究者形成很大的挑战。第三，本书没有把格林布拉特作为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理论的标签进行抽象研究，而是把他还原成富有个性、见解独特的理论批评学者，对他的理论和学术结构进行分析和研究，并着力复制他汪洋恣肆、没有成见的写作风格，并将格林布拉特的理论思维内化于论文的实际写作当中，多层面、多角度地阐述格林布拉特的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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