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婚姻的多维透视：基于云南案例的解析

跨境婚姻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在人口学特征、地域特征、社会结构特征等方面呈现出新态势。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差异、性别比失衡、传统小社会三大社会现实问题是推动跨境婚姻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跨境婚姻的大量存在，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我国的陆路边境线长2万多公里，生活在边境线一带的人口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其中跨境民族35个。云南省边境线长4061公里，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保山市边境线长167.78公里，有傣族、傈僳族、景颇族3个民族跨境而居。随着云南省沿边地区全面开放，边境地区的民族跨境流动更加频繁，除传统的走亲访友、节日互动外，到境外务工、贸易或从事经营开发人员的数量、规模日渐扩大。与此相伴，边境地区早已存在的跨境婚姻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急剧上升，且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缅甸、老挝、越南女性嫁到中国境内）。而这些跨境婚姻绝大多数是没有合法履行我国跨国婚姻手续的事实婚姻。从当前已掌握的情况分析，边境一线跨境婚姻迅速上涨的势头，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并呈现出向云南省和国家内地渗透的趋势。相关研究表明，这种一边倒的跨境婚姻全国普遍存在，只是程度和形式存在差异。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境婚姻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与国内、周边与内地诸多因素交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合理的因素和正向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大量事实婚姻的存在与持续增长也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了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社会问题，不仅极大地增加边境社会基层政府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而且给边疆民族社会安全环境带来诸多潜在风险和不稳定因素，这是一个有必要在国家安全视野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认真研究的社会问题。一 保山市跨境婚姻的现状与特征云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跨境婚姻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据调查，在保山腾冲一些边境村寨，血缘关系若上推三代人，几乎90%以上的家庭都有跨境婚姻。娶缅甸媳妇、嫁去缅甸、到中国上门、去缅甸上门的情况都普遍存在，有的家庭甚至出现父子两代或者兄弟几人都娶缅甸媳妇的情况。总的来看，20世纪80年代前跨境婚姻虽然在边境地区普遍存在，但只是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互动交往的正常现象，基本处于动态平衡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动态平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境外女性嫁入中国急剧增加，势头有增无减。当前的跨境婚姻现象已呈现出一些与传统跨境婚姻不同的特征：一是入境女性人口占绝大多数；嫁入我（中国）方妇女的年龄普遍偏小；三是入嫁我方的外籍女性，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而从婚姻的登记手续来看，边境一带跨境婚姻两低现象十分突出：一是婚姻登记率低，二是孩子落户率低。从跨境婚姻的地域特征来看，其一，跨境婚姻主要婚姻圈以边境沿线与邻国接壤的村寨为主，已覆盖保山所有的边境乡镇和绝大部分的村寨。其二，婚姻圈的外延扩大，正向非边境的县区迅速扩散，并同时向省内和内陆腹地延伸。据调查，在云南保山边境的村寨中有相当数量的村寨跨境婚姻家庭在村寨中所占的比例一般都达到20%左右，有的村寨高达50%左右。例如，保山腾冲市荷花镇有89户人家，其中30户为跨境婚姻家庭，占该村寨总户数的33.7%；固东镇共有120户人家，跨境婚姻家庭55户，占全村总户数的45.8%；猴桥镇永兴村，全村有944户人家，以傈僳族为主，跨境婚姻家庭9户，占全村总户数的20.5%。这些村寨中家庭结构比的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二 边疆云南跨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形成的动力机制近20年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婚姻呈现“一边倒”态势，是多种社会因素动态交融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口移动动态机制作用的结果。目前，关于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理论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归纳起来有四种动力机制和三种后续的迁移观点。而对这种动力机制最具解释力的理论当首推赫伯尔在乔治·莱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推—拉理论”。推拉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大规模看似无序的人口流动，并非完全无序，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亦即迁出地的种种因素形成的“推力”以及迁入地种种积极因素形成的“拉力”，其中利益驱使则是主要的动因。而亚力山德罗·波特斯和罗伯特·巴赫的“三重市场需求理论”中提出“族群聚集区”观点。利奇在其社会人类学方法论中，强调对传统小型社会研究的必要，曾指出这往往是揭开某一地区一些特殊社会历史现象产生的动力机制。二者的理论和观点为我们更深层次探讨边疆民族地区的跨境婚姻的利益因素之外的“文化传统”提供了启示，在边境民族地区的跨境婚姻研究中，需要特别考查大环境与小传统的交互作用。以上述理论为视角考查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发现下列三个层面的因素交互作用是近年跨境婚姻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一是发展差距。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富裕程度极大提高，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到2015年底，保山市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6000元和8540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和谐稳定局面全面巩固。而与云南省保山市接壤边境地区情况虽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与我国发展差距是明显的。云南周边三国中缅甸与云南省接壤最多，也是女性嫁入云南保山边境地区人数最多的国家，而缅甸直到现在都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虽然缅甸从2010年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诞生了第一个民选政府，并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其发展仍举步维艰，贫困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加之缅甸长期存在着中央政府与周边地区少数民族武装对峙的局面，这一局面并没有因新政权的诞生而消失，局部地区局势还出现恶化导致 发生武装冲突，这一问题的解决仍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贫困和沿边地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制约缅甸的发展。稳定而美好的生活成为缅甸边境地区广大妇女追求和向往的目标，缅甸的妇女甚至把能嫁到中国看成是一种“福气”，通过婚姻迁移改变现状就成为他们必然的理性选择。保山市与缅甸克钦邦等果敢、佤邦和滚弄地区相邻，上述地区是缅甸民地武装控制的区域。2009年，民地武装与缅甸中央政府和平进程谈判失败，引起武装冲突，导致果敢事件的发生。果敢事件之后缅甸嫁入中国的新娘数量迅速增加，仅以办理结婚登记的人员来看，2009年底前全市共办理边民婚姻1605对，而2010年1—6月前来办理跨境婚姻登记达到286对，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与保山市接壤的缅甸沿边地区，少数民族贫困是不争的事实。缅甸开始“革新开放”进程，并于2001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25年来，缅甸的经济总体上保持平均7%以上的增长率，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035亿美元，人均GDP接近1200美元，但缅甸经济发展不平衡十分突出，南北发展差异较大，加之历史因素的作用，缅甸北部仍存在对苗族？？的歧视政策，温饱问题仍是生存的主要问题。相关调查显示，在这些地区，民众的粮食产量，仅能满足7—8个月的需求，基本生活保障十分薄弱。对于这些地区的缅甸妇女来说，外嫁中国成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选择。有关部门调查310名嫁到中国的缅甸妇女，她们无一例外地说：“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条件好，妇女地位高。”发展的差异，形成巨大的差异动力机制，促使云南边境地区境外人口向中国一侧的流动总趋势。然而针对构成这种人口流动趋势中的以女性为主、以婚迁为主的态势，必须进一步探查边疆民族社会较深层次的人口学因素。边疆跨境民族地区跨境婚姻中的人口学因素主要表现在男女青年性别比例失调以及“婚姻挤压”。造成云南保山边疆民族地区性别比失调的另一重大因素，是我国国内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引发的“婚姻挤压”向边疆贫困地区传递的结果。在一些内陆人口大省发展相对滞后的贫困地区适婚青年未能在当地寻求到合适伴侣的农村未婚男子，越来越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边境地区寻找对象。这种婚姻迁移是构成边境地区妇女外流的另一主要原因。另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在这些边境地区形成的社会、文化、历史传统。保山市有傣族、傈僳族和景颇族个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有的主体在国内，有的主体在国外，彼此之间都存在着较高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客观上形成了一个跨越国家疆界的传统小社会。民族文化的认同是这一传统小社会存在的基础，共同的地域、族群语言、经济生活、心理态势、民族活动，尤其是宗教文化生活，使生活在边界两侧的群族，形成了彼此联结较强的团结感，而这种“团结感”促成了跨境民族之间连绵的、持续不断的姻嫁关系纽带。虽然随着中缅两国国家界线的清晰化，两国又分别进行了民族识别，跨境而居的民族拥有了各自所在国的公民身份，同时也丧失了不受土地约束而自由迁徙的机会，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弱化其固有的族群意识，特别是中缅国家关系修复以来，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经济、文化交往又开始呈现繁荣的态势，双方边民积极参与政府或者民间组织的各种活动。进而使边民在模糊的国家边界意识中维系着共同体的生活，也深深地为跨境婚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三 跨境婚姻与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自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跨境婚姻的存在就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但目前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的态势与发展趋势，是这种常态下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边疆地区和平、安定、睦邻友好社会环境的反映，是党和政府惠农、惠边政策以及“兴边富民”、“新农村建设”实施给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变化的积极反映，同时也是人口流动以及性别比例失调造成“婚姻挤压”的一种社会调适，其带来的显性和潜在社会风险不容忽视，必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视跨境婚姻产生的社会影响。首先从国家人口安全角度来看，边疆地区的“跨境婚姻”急剧上升，是对国家人口安全的一个警示。我国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造成大量单身男性的出现，必然引发两个后果，一是适婚男性的婚姻选择在婚姻迁移推拉力作用下，出现向贫困和发展相对滞后地区集中的趋势，造成贫困地区男性适婚人群成为择偶中“弱势群体”。目前边疆地区大规模相对集中的“跨境婚姻”的出现正是男性适婚人群“弱势群体”的一种无奈选择。然而由于跨境婚姻中绝大多数是“事实婚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婚姻挤压”的态势，但这种不合法的婚姻家庭面临的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将会给这些地区的社会安全与发展带来更大的隐患。二是这种集中成片的“大龄剩男”群体的存在，易引发犯罪，如性犯罪、拐卖妇女等，危害社会稳定和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相关研究的数据比较发现，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地区，是“跨境新娘”和拐卖妇女的重灾区。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缅甸女性被拐卖到中国的人数是2008年的4倍。其次，从微观边疆民族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是跨境婚姻的存在加深了边疆地区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由于“跨境婚姻”中“两低”（即婚姻登记率低、婚姻登记合格率低）现象严重，缺乏婚前检测，而缅甸又是亚洲艾滋病的高发地区，增加了境外艾滋病传入的危险。近年来，云南省经性渠道传播艾滋病已上升为主要渠道，而经性渠道传播的家庭内感染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由于跨境婚姻大多是事实婚姻，因此其艾滋病传播的隐蔽性和严重性，大大加深了控制的难度和治理成本。二是随着跨境婚姻的急剧增加，因跨境婚姻涉及的人口也不断增加，这将带来一系列隐性的社会问题，深刻制约着边疆民族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稳定。大量存在的事实婚姻，造成入境新娘没有户口，没有结婚证，逐渐成为乡村的“隐形人”、“黑人”、“黑户”，不仅她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种种惠农政策也无法享有，这样的家庭给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可能形成新的庞大的社会贫困群体，增加了国家反贫困和促进边疆社会发展的难度；其二，跨境婚姻引发的种种问题影响到这些群体的下一代，在入学、就业等方面形成新的社会问题。三是深化了边境地区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边疆地区特别是跨境民族地区是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是反渗透、反西化、反和平演变的重点战略地区。近年来国外敌对势力对我边疆地区的渗透和西化，突出表现为宗教渗透，其特点：一是利用民族语言，通过网站、论坛、个人QQ空间、博客发表文章、邀请赴境外参加祷告等方式，把录制的布道活动光碟或录像非法带入境内，开展以和平演变为目的的宣教活动。二是在境内以跨境民族为平台，以强调民族认同感为手段，以资助贫困学生上学、投资建校、发展优秀民间习俗为名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加之目前跨境婚姻中绝大多数是“事实婚姻”，跨境婚姻中的另一半无法取得“中国国籍”，因此也没法享受到合法的公民待遇，特别是国家在“富民兴边”战略中提供的种种优惠政策，这从一个侧面又强化了他们的族群认同，相应地弱化了国家认同。研究发现，当社会成员有充分的社会机会参与并享有国家设计的一系列边疆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时，边境民族对其主权归属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会增强并持续性巩固。然而，如果边境居民在近乎同质性的生活地域出现利益分配机会不均等现象时，则会较大程度地弱化其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甚至有可能培植其“逆反”的主权国家归属感。由于跨境民族地区不存在语言和宗教信仰的障碍，跨境民族相对弱化的国家认同，客观上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破坏民族团结，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尤其是那些跨境婚姻比例较高的村寨，其隐性的危险更大，若处理不当，必将影响边疆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国外势力直接以跨境婚姻为手段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可能。云南边疆跨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社会事实，是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引发的社会问题，必须上升到国家人口安全的高度加以解决。对于“跨境婚姻”带来的显性或可能引发的潜在社会风险，应从相关的法制健全、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层面进行综合治理，防患于未然，以维护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保山市市委书记 赵德光2016年5月5日于保山市隆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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