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目录
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催生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当今世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矛盾更加尖锐,科学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国际上第一部有影响的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研究著作、美国鲍尔丁(Boulding)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于1966年问世,逐步引起了人们对这方面问题的广泛关注。我国自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以来,人们对科学发展形成了越来越广泛的共识。然而,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施面对的是各类不同的地区,尤其是最为典型的两类不同地区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科学发展的要求以及所要解决的难点不同,科学发展观贯彻实施的程度和路径选择也就不同。这就需要开展对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别化实施的研究,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承认并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的共同点及差异,努力做到贯彻实施的差别化,这对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既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又用科学的精神贯彻科学发展观,防止陷入不顾区域客观实际搞“齐步走”的误区,从而确保收到科学发展的良好效果,至关重要。由此,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命题——“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化实施研究”应运而生。从研究现状来看,科学发展观自提出以来,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探讨的视角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相关学术论文的研究大体集中在:科学发展观产生的依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科学发展观科学性的界定以及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几个方面。在如何贯彻落实科学观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转变观念、树立正确政绩观;消除体制障碍、完善制度设计;建立合理评价体系。邓晨光:《科学发展观研究综述》,《学术交流》2009年第9期。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整体角度出发,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以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为划分来研究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从文献检索情况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欠发达地区,同时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某个区域(例如发达地区江苏的苏南、欠发达地区江苏的苏北)也有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判定欠发达地区要不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需要贯彻科学发展观似乎毋庸置疑,但穆虹从欠发达地区干部的思想实际出发,指出虽然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是清晰而全面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发展压力很大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人对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当地的适用性还有疑虑,认为科学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是奢侈品,科学发展只适合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更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穆虹认为,科学发展观与“发展是硬道理”是一致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样需要科学发展观。要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与国情、省情、市情有机结合起来,选择正确的有特色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穆虹:《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科学发展观》,《理论视野》2008年第4期。。高金浩也认为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挥比较优势,增创新优势。科学发展观是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高金浩:《欠发达地区:坚持科学发展就有优势》,《人民日报》2005年7月29日。。第二类是从普遍意义上研究欠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思路。胡忠明认为欠发达地区实现科学发展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他指出思想不解放是欠发达地区发展落后的深层原因,而解放思想正是解决科学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利器。欠发达地区实现科学发展必须使解放思想逐渐成为思维常式;必须把科学发展的实现度作为解放思想的检验标准,建立健全解放思想的动力机制、落实机制、保障机制;必须努力建设解放思想的政治生态,形成风清气正、团结和谐、激励创新的政治氛围胡忠明:《欠发达地区实现科学发展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理论建设》2009年第5期。。范春德强调经济欠发达地区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明确主攻方向。目前欠发达地区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如何将不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施“可持续资源经济”范春德:《经济欠发展地区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11期。。董河清从发达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得出欠发达地区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五个关系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才能做到以人为本董河清:《欠发达地区实践科学发展观需正确处理好的五个关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6期。。陈慧娟认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要着力解决好“会不会发展、善不善创新、敢不敢探索”的问题。首先,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有高点定位、跨越发展的勇气;其次,要以更小的空间谋求更大的发展,坚持走增量型吸纳式发展道路,并且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最后,在工作方法上要善于创新,对于新兴事物要有胆识和魄力加以巧妙运用,走借力发展、高效突破的新路子陈慧娟:《欠发达地区的科学发展之路》,《领导科学》2008年第11期。。第三类是研究如何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欠发达地区某一方面的发展。例如,黄瑾宏研究了科学发展观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认为城市化是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助推器”,同时也是欠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旋律。欠发达地区加快城市化进程,关键在于形成科学的城市化观念。由于欠发达地区农业占比偏高,城市化应首先推行中小城镇战略,同时必须依靠发展县域经济推进欠发达地区城市化。农业产业化是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一条捷径黄瑾宏:《科学发展观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夏德彦通过分析当前欠发达地区科技事业发展现状,指出欠发达地区唯有实现科学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才能推动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夏德彦:《落实科学发展观,加速推进欠发达地区科技进步和创新》,《云南科技管理》2005年第3期。。第四类是对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某一具体区域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实际进行实证分析。例如,在对发达地区江苏苏南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方面,陈继红结合无锡的发展情况总结了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的演变过程,指出“新苏南模式”最基本的内涵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下的率先发展,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在江苏大地上的群众性实践。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结合无锡实际,她认为继续实践科学发展观需要冲破“一个束缚”(GDP束缚),突出“三个致力于”取向,即致力于在优化结构上求突破,致力于在推动科技创新创业上求突破,致力于在保护资源环境上求突破陈继红:《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的创新发展——科学发展观在无锡的生动实践》,《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姜建成提出了“苏南要继续实践科学发展观有赖于苏南人的社会转型”这一观点。第一,观念变革是苏南人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第二,素质提升是苏南人社会转型的本质。第三,能力建设是苏南人社会转型的关键。第四,行为自觉是苏南人社会转型的内在选择姜建成:《论科学发展观与苏南人的社会转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在对欠发达地区苏北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方面,宋周等人将宿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改革方式总结为“宿迁模式”,并分析了“宿迁模式”的基本内涵:“解放思想”是“宿迁模式”的灵魂;“实事求是”是“宿迁模式”的前提;“以人为本”是“宿迁模式”的核心;“全面协调”是“宿迁模式”的原则。宿迁的改革实践表明,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是欠发达地区实现更大突破的根本出路。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强的干部责任意识、更优的政务环境是欠发达地区软环境方面的竞争优势,是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快速聚集的强大动力宋周:《论欠发达地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宿迁模式”为例》,《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翁思杰认为在苏北地区以人为本首先要以人的生存为根本加快经济建设,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改革与创新是苏北振兴的可持续选择,微观的企业和中观的政府都需要改革和创新翁思杰:《科学发展观视角下“苏北振兴”的理性思考》,《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年第12期。。由以上文献综述可见,国内学术界对于科学发展观在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贯彻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些成果或是集中于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或是集中于对发达地区的研究,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探讨科学发展观在这两类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化实施的成果,除了本课题组周明生、吴正林所发表的文章周明生、吴正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攀登》2006年第3期。外,尚未见到这方面的其他成果出现。所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迫在眉睫,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显然可见。如所共知,全国有个东西问题,江苏有个南北问题。可以说,江苏的苏南、苏北正是全国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缩影江苏苏南地区原包括苏州、无锡、常州三市,2000年起拓展为包括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镇(镇江)、宁(南京)五市;苏北地区原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四市,1996年起包括徐(徐州)、淮(淮安)、盐(盐城)、连(连云港)、宿(宿迁市,属原淮安市区域,1996年新设)五市。2010年全国人均GDP 29100元,江苏苏南多达78507元(按常住人口计算。本研究成果中凡地区性的人均GDP均按常住人口计算,以下无特殊情况不再另作说明),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苏北28853元,尚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仅为苏南的36.8%(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苏省统计局《“十一五”(2006—2010)江苏统计概要》数据以及相关人口数据整理)。。因此,本课题即以苏南、苏北为例,研究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化实施。毫无疑义,要对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化实施问题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科学发展观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较为深入的理解。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作为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科学发展观,是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步一步发展、演进、创新而成的,尤其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所作的渐次铺垫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烈的创新精神。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看。本节和下一节内容在本课题研究成果《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内容的若干思考》一文的基础上形成。该文作者周明生,发表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0期。一 科学发展视阈的渐次拓展这一与时俱进的过程经历了由经济建设的新路子—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全面发展的新观念的发展演进。首先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面对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经过全面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然而,潜在的危险尚未消除,特别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未能得到有效改变。这就要求党和人民认真探索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走出一条真正从我国实际出发的经济建设新路子。正是根据这一要求,经1981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第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我国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经济建设新路子,并依据这条新路子提出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应当看到,当时提出的这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和十条方针,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已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十六大以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经济建设的新路子着眼于努力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且十条方针明确要求“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的理念。经济建设新路子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比例、速度、效益这三方面的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内含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但是,新路子所直接涉及的毕竟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观,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立足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尚有明显距离。其次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党和政府提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走的仍是一条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道路。粗放型增长方式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这种情况又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未能根本转轨密切相关。针对这种状况,1995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加快实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加快实现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由此,我们党提出了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它是指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的新方式,不仅为走好“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这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进一步明确了关键性的途径,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已内含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的发展观”。不过,这种“新方式”也还仅仅是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式,还未能鲜明地提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理念。最后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发展的新观念。自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增长的新方式以后,我们党和人民又走过了数年的发展历程。胡锦涛总书记响应实践的呼唤,在一次次深入企业、乡村、城市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这种全面发展的新观念第一次明确地将发展从经济领域引向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并鲜明地突出以人为本,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而是对“经济建设新路子”、“经济增长新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和重大创新。二 科学发展理念的渐次强化这一与时俱进的过程也经历了由关注全面发展—强调全面发展—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理论的发展演进。胡锦涛总书记所鲜明提出的全面发展的新观念,也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邓小平、江泽民在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思想的过程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关于全面发展的思想,并且这一思想得到了渐趋强化。科学发展观正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邓小平:关注全面发展。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全面发展。例如,他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等。他提出沿海和内地发展“两个大局”的思想。他在晚年特别强调,要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避免两极分化,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他还是我国义务植树的倡导者,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邓小平文选》中只收进了两个题词,一个是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个是关于植树造林(“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这都关系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邓小平讲到“小康社会”六个方面的特征,包括保障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教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精神面貌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这些都是讲的全面发展。可见,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关注全面发展。他所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中的“发展”,不仅仅指经济发展,而是包含了全面发展。当然,他突出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这是因为当时我们党刚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又处于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突出的矛盾和任务就是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江泽民:强调全面发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吸取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一度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开始强调并注重全面发展。江泽民关于发展是第一要务中的“发展”更是包含了全面发展。其一,江泽民强调并深刻阐述了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的思想。他提出“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并先后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和必须正确处理的十二个关系,其目的就是“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就为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概括出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其二,江泽民强调并深刻阐述了“以人民群众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深刻阐述并明确要求“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为本”《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他始终坚信,“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在庆祝建党80周年时,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命题,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就是“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所有这些,又为科学发展观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胡锦涛:形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理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和汲取国际国内发展的经验教训,针对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已成为我国全局性的突出问题的新情况,审时度势,在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全面发展的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这些重大创新在于:第一次形成了我们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实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飞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事实上,每一代马克思主义领导者,包括邓小平、江泽民,也包括毛泽东,都提出了内容比较丰富的关于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但还没有形成关于科学发展的系统理论。有了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总范畴、总概念,才把前人一些零散的认识系统化,形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发展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个概念的提出,创新意义十分重大,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飞跃的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正是由于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创新,科学发展观就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凸显兼容性与深刻性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内容,以其鲜明的兼容性和深刻性引领人们实现科学发展。一 科学发展观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科学发展观既是对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发展理念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又是对国外发展观的借鉴与升华,对当代西方各种发展理念的有效整合与超越。从纵向看,科学发展观是对国外不断演进中的三代发展观的借鉴与升华。在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发展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再到人的视角的转变过程,并相应地先后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发展观。一是20世纪50—60年代,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即第一代发展观。其基本模式是:发展=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工业化。这种发展观虽对促进经济增长、迅速积累财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福祉,还出现了高增长下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现象。二是20世纪70—80年代,以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第二代发展观。其基本模式是: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在此阶段,人们在肯定增长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到发展中的质量,注意到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社会进步的过程。并且认识到,只有这样的综合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1983年,联合国推出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综合发展观。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而1992年《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的通过,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观念的国家所认同。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人类发展为核心的当代发展观即第三代发展观。其基本模式是:发展=以人为中心+多层面发展+可持续发展。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了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HDR),该报告明确提出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所有人的生活,发展应当以人为中心,经济增长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同时,这一组织还设计了旨在体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旨在反映人类发展状况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用来评估各国人类发展的平均成就并进行国别排名。这一做法已引起了各国政策制定者、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注意,其影响越来越大。上述国外发展理论及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深刻启迪,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对这些世界文明成果的借鉴与升华。从横向看,科学发展观是对当代世界几种发展新趋势和新发展观的综合反映及有效整合与超越。随着工业社会走向知识社会,世界的发展实践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与这些新趋势相适应,当代发展观又呈现出种种新的思潮。第一,人性化趋势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固然是发展的主体,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人的地位和作用是很不一样的。工业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人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总体而言这种地位和作用还是很有限的。随着工业社会走向知识社会,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便日益突出来,人的解放和发展、人的现代化的呼声不断增强,人本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第二,整体化趋势与全面、协调发展观。在工业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工业文明和经济的发展,相对而言,社会发展被忽视了。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暴露,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成为普遍要求,传统的工业文明观也就逐渐被全面、协调的发展观所取代。第三,生态化趋势与环境友好发展观。由于传统工业主要是粗放型经济,随着自然资源的大量耗竭,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传统工业日趋危机,而以体现生态文明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和信息、知识产业便日趋兴旺起来,环境友好发展观开始风靡全球。第四,国际化趋势与全球发展观。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际经济组织的不断拓展,特别是信息网络的全球延伸,国际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人们基于全球发展的思考,提出了各种全球发展理念。我们党在21世纪初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作为对上述当代世界各种发展新趋势和各种当代发展理念的有效整合与超越,反映了后工业化、后现代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共同要求。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所创立的包含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二 科学发展观的务实性和深刻性(一)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这一重要论断鲜明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务实性和深刻性,它与邓小平、江泽民的发展思想也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1.“第一道理”(硬道理)→“第一要务”→“第一要义”。由邓小平的“硬道理”亦即“第一道理”(笔者认为,“硬道理”就是最大的道理,就是“第一道理”)到江泽民的“第一要务”再到胡锦涛的“第一要义”,这样一个演进过程,正好与我们党提出的“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也经历了“三部曲”:第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与实施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即实现温饱的目标相适应,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禁锢,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搞社会主义,中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反复告诫全党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正是在邓小平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全党全国上下充满了抢抓机遇谋发展的高涨热情,不管东西南北风,咬定发展不放松,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迅速取得了发展的初步成功,于1987年提前三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这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想的重大成果。第二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与实施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即实现总体小康的目标相适应,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思想。从“第一道理”(硬道理)到“第一要务”,是江泽民对邓小平发展思想的深化。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第一要务”思想把发展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联系,赋予了发展更深刻的意义。江泽民在《对十六大报告稿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点十分重要。只有紧紧抓住这一条,‘三个代表’要求才能真正得到落实。”《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页。这就使得发展的立意更高,更能彰显发展的深刻意义。第二,“第一要务”思想把发展与党执政兴国相联系,赋予了发展更深厚的力量源泉和我们党更稳固的执政基础。江泽民深刻地指出:“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8页。紧紧把握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就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落实,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9页。。这样,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党执政兴国,就能获得更广泛、更可靠的群众基础和更深厚的力量源泉。在邓小平、江泽民发展思想的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抢抓机遇谋发展,万众一心搞建设,在提前三年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又于1995年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这不仅是邓小平,而且也是江泽民发展思想的重大成果。第三步:党的十六大以后,在新世纪新阶段与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的重要思想。“第一要义”的思想相对于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思想,又是一个前进。这是因为,强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把发展提到了科学发展的高度,要求发展是科学意义上的发展,同时又把发展作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目的,要继续狠抓发展不放松。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今后,我们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这些论断,寓意极为深刻。2.对“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为何总是咬定发展不放松,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归根结底是由对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所决定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虽然“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中,胡锦涛在重申当代中国上述“两个没有变”的同时,又加上了一个“没有变”,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并进一步强调指出:“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两个没有变”、“三个没有变”,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要坚持发展这个“第一道理”、“第一要务”、“第一要义”一百年不动摇。科学发展观正是坚持了发展这个“第一要义”,符合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所以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二)四个“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科学发展观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集中体现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四个“必须坚持”:一是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是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四是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这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在科学发展观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中,核心是以人为本,其他内涵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和派生出来的。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灵魂,是执政党价值取向的充分展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正所谓“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危则国乱”。《管子·霸言篇》。可见我们的先人早在2300年前就将以人为本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方略了。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以人为本”,无疑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对于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可以从以下五个层面加以剖析:一是以人为本的“人”是指何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生君,以为民也。”《荀子集解·大略篇》。可见,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民为本”。在今天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指少数人。二是以人为本的“本”是指何意?以人为本的“本”就是指“根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根本。三是以人为本是以人的什么为本?以人为本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为根本目的的。因此,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四是以人为本是谁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本的主体是谁?在今天,这个主体应是各级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领导班子。而党组织和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群众以自己的根本利益为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具有以人为本的理念,都需要关心他人,爱护他人,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五是以人为本的对应面是什么?以人为本的对应面是以物为本。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传统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见物不见人,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由此必定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特别是资源和环境代价。(三)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发展的又好又快。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第一,我国原来主要是追求“快”,现在主要是追求“好”,现在不是要“又快又好”,而是要“又好又快”,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过去主要追求“快”遇到了三大矛盾: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首先是资源消耗严重,其次是环境破坏严重。二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国际社会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两个方面的承受能力问题。一方面是对中国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担心,另一方面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力不断强大的恐惧。三是经济快速增长、财富总量迅速膨胀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均与国内老百姓心理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上述一、二两大矛盾要求我们理性发展、科学发展,第三大矛盾要求我们和谐发展。三大矛盾综合在一起,就要求我们主要追求“好”的发展,不是要又快又好,而是要又好又快。因为“好”的发展就应包括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第二,现在主要追求“好”,但仍然要尽可能“快”,不仅要“又好”,而且要“又快”,为什么?一是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财富蛋糕还很小。尽管我国GDP总量2006年已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又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与日本相比,实际落差仍然很大。从更能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来看,我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尚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还低于非洲一些穷国。如与稳居第一位的美国相比,就更为悬殊,不仅2010年人均GDP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数据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相关数据计算而得。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1/01/index.htm。而且GDP总量也仅为美国的40.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国际影响持续扩大——“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ywcj/t20110324_402713791.htm。更何况近几年美国连续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经济处于低谷,一旦其元气恢复,差距可能会更大。如此明显差距的存在,说明我们增长的速度放慢不得,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才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二是尽可能快的发展也是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改善民生的需要。大到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具体到解决各种民生问题,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都需要丰富的物质基础做保证。各地采取惠民政策力度的大小,总是与该地区物力财力的大小相联系的。正所谓“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更困难”。因此,我们要强调好中求快,又好又快。一句话,要实现科学发展之快。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确定为“十二五”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这是关系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又一项重大决策。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期待。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而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又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里的关键在于: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真正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正是摆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面前的共同的、又要差别化实施的重大课题。第四节 科学发展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同遵循又要差别化实施的核心理念我们说科学发展观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既需共同遵循、又要差别化实施的核心理念,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决定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实施的共同性和差别性。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的科学思想,其本质在于强调发展的科学性,主张以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和路径推进发展。它揭示的是发展的普遍规律,要求按照科学的规律去发展,即通过切实遵循并有效驾驭客观规律以实现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对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着共同的、普遍的指导意义。具体考察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内部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尤其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强调经济增长不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的全面发展,而社会的全面发展又需要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予以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指少数人的发展,而是指所有人民都得到公平的发展;也不仅仅指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还包括满足人们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生态生活等多方面的价值需求,使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各种潜能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这些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为以人为本的发展,全面、协调的发展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任何只顾眼前好处而不计未来损害的所谓发展,都不应被视为科学、理性的发展。换言之,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前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不应对社会未来的前景造成危害。科学发展观的这些深层意蕴,无疑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要深刻领会并切实用以指导行动的。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制约因素日见凸显,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也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发展进程中各自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严峻挑战,对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均提出了紧迫要求。顺应这一要求,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方能科学地应对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矛盾中保持清醒头脑,找到发展的正确战略、思路与对策。进一步看,在以往一个时期,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实现科学发展上也着实存在着不少带有共性的认识问题。比如: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意识不够强;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比较淡薄;以人为本的理念没有扎根;高、中层和基层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程度差异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两头热、中间凉”的现象;等等。由此就使得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都未能得到较快的转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而近一段时期以来,有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又出现了不顾客观实际,经济发展方式转得越快越好等新的偏向,影响了发展方式的科学转变和发展的科学性。这就进一步说明,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均需从发展观的高度树立对发展的全新的认识,切实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真心实意并行之有效地将之落到实处。牢固树立和全面、有效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共同要求。另外,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由于其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有明显差异。比如: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初,在发展目标上,发达地区对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已渐趋重视,但唯GDP的偏向仍时有表现;欠发达地区则更表现得急于求成,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在外资引进上,发达地区往往是“萝卜大了带点儿泥”;欠发达地区则是“捡到篮子都是菜”。在技术引进上,发达地区往往只重视技术引进的层次,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不够;欠发达地区则对技术引进的层次缺乏重视,更难以谈得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在产业分布上,发达地区对于产业集群和集聚的优化重视不够;欠发达地区则仍重复发达地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老路。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发达地区往往轻治理,重转移;欠发达地区则自认为环境容量大,有点污染没关系,仍然重复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已经历了若干年的今天,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关注的有着明显差异的问题。例如,在发展目标上,发达地区唯GDP的偏向可以说已得到消除,但认为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的任务总不比GDP的增长那样“硬”的潜意识仍有存在;欠发达地区急于求成、盲目追求增长速度的状况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但一味追求速度的倾向仍有明显表现。在项目引进上,发达地区对传统项目的选择原先那种“萝卜大了带点儿泥”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但对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选择上却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反映出对传统产业的污染等负面影响看得较重,但对新兴产业的污染等负面效应却有所忽视;欠发达地区对一般传统项目的引进尚能做到“招商选资”,但对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引进则仍像过去对待传统产业那样“捡到篮子都是菜”。在产业转型升级上,发达地区对此十分重视,但存在着将发展新兴产业完全等同于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误区,一方面忽视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另一方面误认为新兴产业就是高端产业,一味以发展新兴产业来达到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欠发达地区则认为自身产业规模还比较小,产业基础尚较薄弱,转型升级可以慢慢来。这些又告诉我们,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和所出现问题的差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不能强求一律,搞齐步走、一刀切。要以科学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共同遵循、又差别化实施正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以科学精神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第五节 本课题成果的逻辑框架和努力体现的若干特点一 逻辑框架本课题成果由绪论和六章组成。绪论部分首先阐述本课题研究的背景、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目的所在,本课题成果的逻辑框架和努力体现的若干特点。同时,对科学发展观努力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概略的阐述,因为本课题研究的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问题,对科学发展观本身的探讨应成为本课题最重要的研究前提。第一章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研究,包括对各自所处特定发展阶段力求进行科学的界定,并对各自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具体的探讨,以此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差别化实施奠定最为重要的客观基础。第二章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自所处发展阶段科学发展的要求及需破解的难点进行比较研究,从产业布局、工业发展模式、经济与生态关系、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对科学发展着力点的不同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以此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差别化实施提供坚实的认识基点。第三章进一步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中的差别化实施问题进行辩证思考,主要是对各自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二重性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由此得出结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均应趋利避害,各展所长,从而使科学发展观在本地区都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贯彻和实施。第四章在前面几章分析的基础上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不仅研究了各自不同的路径,而且研究了各自不同路径之间的相互衔接和协调,从而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又合作共赢指点了迷津。第五章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对多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加以探讨,旨在对以江苏苏南、苏北为例研究所揭示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不同着力点和路径进行多样本验证,以显示这些不同着力点和路径在较大范围的适用性和普遍意义。最后第六章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差别化”中的共同路径进行探讨。因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有不同的路径,还应有共同的路径。而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所以,在以上各章对“差别化”即个性作了较为系统和详细的研究之后,最后第六章顺理成章地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个性中的共性即共同路径进行探求,从而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找到了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中的“共同点”。由此,本课题成果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框架和较为严整的研究体系。二 努力体现的若干特点第一,研究视角的独特性。有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成果,以往从一般意义上研究的较多,即使涉及发达和欠发达的不同地区,也基本上是局限于对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或对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研究,综合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两个方面进行贯彻科学发展的比较研究几近空白。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应有共同要求,又要有所区别;既应共同推进,又要差别化实施,否则就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本课题正是选择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比较这一全新视角,从考察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所处不同阶段及各自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揭示两类不同地区科学发展观实现程度的层次性和递次推进性,探讨科学发展的不同要求及路径选择,既体现了主题的鲜明性,又显示出研究视角的独特性。正是由于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使本课题成果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第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是注重运用辩证研究法。突出研究方法的辩证性,努力对发达地区科学发展与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的关系进行辩证思考和深层次的探讨,并紧紧围绕这一总的关系展开,具体分析四对关系。(1)科学发展与发展阶段的关系。发展阶段是科学发展的客观基础,科学发展是发展阶段的共同导向。(2)科学发展要求与科学发展着力点的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科学发展有着不同的要求,也就有着不同的着力点。(3)科学发展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关系。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有利因素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利因素,而不利因素中又往往蕴涵着有利因素。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方能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4)科学发展不同路径与共同路径的关系。个性中包含着共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的不同路径中包含着共同路径,不同路径与共同路径本是辩证的统一。通过对以上几对关系的辩证分析和理性思考,大大增强了本课题研究的科学性和学理性,使研究得以向深层拓展。二是注重运用比较研究法。比较法与归纳法、抽象法等相结合也是本课题研究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通过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归纳,明确科学发展观差别化实施的客观基础;通过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所处阶段科学发展着力点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归纳,确定科学发展观差别化实施的认识基点;通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二重性因素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归纳,深化科学发展观差别化实施的辩证思考;通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不同路径的比较研究和分析归纳,弄清科学发展观差别化实施的现实选择,从而使得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别化实施的思路更加清晰,也促进了本课题研究层次的提升。三是注重运用数量研究法。在进行定性分析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数据采集、数值计算、图表分析,并辅之以模型构建,从中得出定性的结论或对定性分析结果进行实证检验,实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互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互补。四是注重运用案例研究法。在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不同路径进行分析时,精选若干典型的案例加以佐证,使对路径选择的分析更有说服力,并力求给人以鲜活、生动之感。尤其是在以苏南、苏北为例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广东、浙江、山东省内不同地区以及东西部代表性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实践的探讨,多样本验证以苏南、苏北为研究基点所揭示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的不同路径,从而使研究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第三,研究内容的创新性。一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别化实施的科学命题。针对以往对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研究缺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综合比较研究的状况,明确科学发展观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既需共同遵循又要差别化实施的指导思想,并且抓住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化实施这一鲜明的主题展开探讨,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具有创新和开拓的意义。二是提出了要以科学的精神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创新理念,并且整个研究过程努力将这一科学的创新理念贯穿始终,特别是基于地区发展实际,系统提出并论证了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实施的不同着力点和不同路径。(1)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上,经过研究认为,作为发达地区的苏南调整升级的重点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速以服务业为主产业结构的形成,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苏北,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还未到来,产业调整升级的重点应是大力发展工业,大幅度增加二产比重。(2)在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上,经过研究认为,苏南应以新型工业化推进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而苏北实现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时代也尚未到来,目前重点应是以新型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和城乡统筹,为将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积极创造条件。(3)在改善民生的问题上,经过研究认为,苏南应立足于确保人的发展需要,谋求人的享受需要,由“追求富裕”提升为“追求幸福”,全力建设“幸福苏南”,而苏北则应立足于确保人的生存需要,谋求人的发展需要,由“追求脱贫”提升为“追求富裕”,全力建设“富裕苏北”。(4)在转变发展方式问题上,经过研究认为,苏南突出的重点应是追求发展之“好”,“好”字当头,好中求快,又好又快,而苏北突出的重点应是追求发展之“快”,“快”字当头,快中求好,又快又好。(5)在贯彻科学发展观路径选择问题上,依次从发展主导视角、要素积累视角、资源深化视角、经济循环视角、发展动力视角提出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各自不同的路径选择,彰显了各自的路径特色。此外,在科学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问题上,首次尝试以统一的指标体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的共同要求,以各类指标不同的权重体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的差别性,并且改变以往习惯的指标设置方法,将“经济增长”从“经济发展”中独立出来列为一个大类指标,以凸显经济增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地位,也有利于这一指标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权重的区分;还有在农村劳动力供给问题上,面对苏北近年来也遭遇企业“招工难”的局面,经研究认为,目前苏北劳动力供给已超过“刘易斯拐点Ⅰ”,但尚未到达“刘易斯拐点Ⅱ”,因此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均衡点尚未到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异地转移的趋势总体上并未改变。诸如此类研究,都力求有所创意或创新。三是提出了若干有一定新意的比较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是:(1)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决定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其贯彻实施的共同性和差别性;(2)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实现程度的层次性和依次推进性;(3)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各自的阶段性特征,需要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功能结构、空间结构、制度结构等方面进行多维视角的观察和审视;(4)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不同地区的阶段性特征,使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科学发展既有着共同的要求,更有着不同的着力点;(5)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均存在着影响科学发展观贯彻的二重性因素(即同一因素有利弊两个方面),正视这些因素,才能从不同方面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寻求适当路径,使科学发展观在各自地区都能得到有效的贯彻;(6)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不同路径具有相互独立性和相互关联性;(7)个性中蕴涵着共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差别化”路径中包含着共同的路径,而这些共同的路径即“共同点”则突出地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科学发展观贯彻的普遍要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把握这些普遍规律和普遍要求,也是至关重要的。第四,研究成果的学术性与实践性。本课题成果:(1)通过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别化实施的命题,力图给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启示。(2)通过提出若干比较重要的观点、论点、论据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差异化的实施路径以及共同的实施路径,力图给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创新理念和思路,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推动科学发展以启发。(3)通过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力图给政府层面搞好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科学发展的分类指导和统筹协调以启迪。(4)科学发展观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实施的“差别化”,既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又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课题,本课题的研究还可以为理论学术界对不同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科学发展的深化研究,提供一些有益参考。因此,本课题成果不仅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学术意义。
周明生,1948年11月生,1982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首届毕业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大学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国际性学术组织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长三角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江苏省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获江苏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管理工作者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成果获全国性及省、校级优秀科研成果奖20多项。其中,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各1项,中央党校颁发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课题和“十一五”规划课题成果,先后被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公室鉴定为“优秀”等级。主讲的“《资本论》与当代经济研究”被省教育厅、省学位委员会评定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供全省高校选用。
目录
相关图书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备案序号: 京ICP备05032912号-1 地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1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