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防地理学发展史

由于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入侵大都是从海上发动的，所以，加强海岸兵力配置，建立强大的海军，筑成海防的钢铁长城，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晚清中国的海防建设与海军兴衰问题始终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又充满活力的重大历史研究课题。1977年以来，学术界经过长期积累，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海防史论著，重要的有14部：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和《晚清海军兴衰史》，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海战史》，张玉田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王家俭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张墨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略》，吴杰章的《中国近代海军史》，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海军研究室的《近代中国海军》，茅海健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王宏斌的《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与《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国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海军问题上，例如，欧·邦尼波恩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政策形成的背景》。尽管学术界对上述各种著作评价不一，见解亦有同异，但仅就这些成果相继发表来说，已充分显示出近代中国海防史研究有了重大进展，成绩喜人。然而，大家不难注意到，上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为中心的海军战争史上，主要集中在海防思想与政策的演变上，主要集中在与海防事件相联系的重要人物身上。这些成果固然都是海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海防史的全部，还有一些重要内容尚未涉及，例如，晚清海防地理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一块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军事地理学是研究军事行动与地理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主要探索地理环境对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的影响，研究在军事上利用地理的规律，为制定战略方针，进行战争准备，指导作战行动提供地理资料依据。军事地理学通常由普通军事地理学、部门军事地理学与区域军事地理学三个部分组成。普通军事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理与军事的一般规律；部门军事地理学主要研究某些特定的地理因素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例如，海洋军事地理、空军军事地理、交通军事地理等；区域军事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地理环境对军事行动的综合影响，包括战区军事地理、边疆军事地理等。海防地理学不仅从属于军事地理学，而且从属于部门军事地理学和区域军事地理学。就海防地理学与地理学的关系来说，地理学是研究海防地理学的基础，海防地理学是地理学在海防战略中的应用，是为国防战争服务的，主要研究影响海防战争的地理形势。具体来说，需要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研究周边国家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判断其综合国力；需要研究各个战区的位置、范围、面积、海岸长度以及自然特征对于军事的作用和影响；需要研究有军事意义的海湾、海峡、水道、岛屿、半岛、平原、丘陵、山地的分布状况等地貌对敌我军事行动的制约与影响；特别需要研究战略要地、关隘对于敌我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江河、湖泊、水库、地下水和海洋的分布特点、季节变化规律对敌我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潮汐、海流、海浪、海水温度、深度等水文要素对敌我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海岸、海洋植物的分布范围、类型和季节变化特点对军事行动的影响；需要研究风、雨、云、雾等各种气象要素的地区性、季节性的变化规律对于敌我作战行动的影响。地球表面的复杂性决定了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除了上述重要内容之外，还要研究濒海地区的经济因素、社会状况、交通运输、通信设施等条件对于敌我双方军事行动的制约，还要研究世界著名战例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战争的重大影响。经济因素，主要研究海岸地形地貌对于敌我双方物资供应和经济开发潜力。包括各种战略资源的分布、蕴藏量和产量，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分布，技术水平及其生产能力，农业经济的分布特点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状况，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对于军民生活物资的保障程度，战时经济动员潜力和对战争的支持能力。社会状况，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对内对外政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民族的分布、宗教信仰及其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人口的数量分布、男女比例、文化程度、健康水平和战时兵员动员潜力；医疗机构和卫生技术人员的分布及其在战争需要时的利用可能性，主要传染病的种类、分布、季节性的变化规律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程度。交通运输，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线和地下管道的整体布局，主要交通线路及其通行、输送能力；重要交通枢纽（车站、海港和空港）的吞吐能力，以及遭受破坏后的修复能力；各种机动车辆、船舶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的数量及其在战时的补充能力。通信设施，主要包括各种通信枢纽、通信台站的布局，数量和质量状况；主要通信设备、通信器材工厂的分布及其生产供应能力。战争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任何战争都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重视这些制约，尊重自然规律，并按照自然条件，努力做到避害趋利，扬长避短，就能使战争获得胜利。军事地理学显然是人类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伴随战争的发展而形成的。地理环境对于国家的战略的实施，无论成功与失败，影响都是客观存在的。古往今来，高明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地理环境对战争行动的影响。19世纪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业技术的进步，战争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为适应作战需要，军事地理学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专门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主要交战国都非常重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著作，都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为其本国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服务。只不过有的人研究地理环境，是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有的人研究地理，是为了维护国防的安全。“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从而也就控制了世界。”这是英国政治家沃尔特·雷利爵士所说的话。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是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冒险家，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诗人、军人、政治家，并且以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的保护者闻名。著有《世界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的观点与此一脉相承。马汉说：“控制海洋，特别是在与国家利益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控制海洋，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性因素中的首要因素。”他又说：“海军的最终目的就是制海，而其必要的工具即为强大的战斗舰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它。”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将上述言论进一步演绎为：“控制海洋意味着安全，控制海洋意味着和平，控制海洋意味着胜利。如果说在20世纪，特别是在最近几年，有什么教训值得汲取，那就是这个国家尽管在空间和天空有所进展，仍然必须能轻易而安全地驶往世界各海洋。有关海洋的知识，不仅仅是一件好奇的事，我们的生存可能也决定于它”。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海权派的基本主张。“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H.J.麦金德：《历史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这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陆权派的基本主张。“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N.G.斯派克曼：《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第78页。此处的“边缘”指的是海洋与大陆心脏之间的地区，即海岸边缘地区。这是20世纪50年代边缘地带学派的基本主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军事理论，由于时代在变迁，战争技术和方式在变化，军事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所以，没有一种军事理论能够成为适用一切时代、一切战争方式的灵丹妙药。战争是用以解决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方式。每一场战争的胜负，无不与其敌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相关，无不是在一定时间和地理环境下展开的。海防地理学源于战争，并为战争服务。正确认识海防地理特点，按照地理特点部署军队，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之，可能导致失败。海防地理学有助于海防力量更好的配置，有利于海防军队解决作战、后勤、训练、情报等一系列问题。海防地理学尽管作为一门学科来说成熟较晚，但由于它产生于战争实践，很早就伴随着海防战争而产生了。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形成一套理论系统的军事地理学，但研究军事地理的人物和著作很多。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学是作为兵法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代表作品是《孙子兵法》。“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孙子已经把军事地理的重要价值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孙子把军队作战由国内至敌境所经过的区域划分为九种地区，即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等，强调不同地理环境对军队作战的不同影响。《武经总要》是北宋时期官修的一部综合性军事著作，分前后两集，每集20卷，编者系曾公亮和丁度，他们在前集中不仅详细地描述了边防地区的山川河流、道路关隘等形态，而且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阐明了战争胜败的因由。“夫用兵之道，有地利焉，我先据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据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屯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曾公亮：《武经总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1年。《投笔肤谈》成书于明朝末年，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军事理论著作，作者署名为西湖逸士。全书分上下卷，共13篇。是书认为军事家指挥作战，不仅要利用和顺应天时地利，而且要充分利用自然事物。结论指出：“战有必胜之形者五：得天之时者胜，得地之利者胜，得敌之情者胜，得士之心者胜，得事之机者胜。”西湖逸士：《投笔肤谈》战形第九。《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呕心沥血之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部集大成的军事地理学名著。顾祖禹一一阐述了各个战略要塞对于用兵的影响，纵论山川险易对于古今用兵、战守攻取、兴亡成败的影响。他希望将帅熟谙地理地形，真正做到百战百胜，“攻，则攻敌之所以不能守；守，则守敌之所以不能攻”。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海防地理学著作相继问世。而后，随着海防危机的不断加深，为了适应海防建设的需要，关于海防地理的作品与图说开始大量刊刻，有的出自学者的精心研究，有的来自将领的亲笔记录。笔者在三家图书馆粗略统计，从1840年到1912年海防地理学论著不下268种。在这些海防地理著作中，作者着重分析了我国沿海的地理形势，分析了交通运输条件和通信能力，分析了中外著名战例，为晚清海防战争的进行和军队部署提供了直接依据；作者还密切关注着敌我双方的社会政治状况以及民众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全面调查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条件和后勤保障能力，认真评估了彼此之间的战争潜力，可以说涉及海防地理学的各个要素。有的论著内容翔实，洋洋数十万言，军事信息资源十分丰富；有的论文、图说篇幅虽然不长，只有几千字，而言简意赅，图文并茂，军事利用价值极高；有的叙述虽然略嫌芜杂，而透露出来的海防信息仍然值得关注。这些论著不仅为当年的海防战争、军队部署、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直到今天读起来有的还很富有启发性。总而言之，这是一份极为珍贵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非常值得研究和借鉴。本书讨论晚清60年间刊印的海防地理学著作，大致按照一种新著作出现，而后迅速产生一批同类成果来划分时段。第一阶段，以林则徐等人编译的《四洲志》为标志，而后产生了一批研究地缘政治的著作；第二阶段，以希理哈《防海新论》的翻译为标志，而后产生了一批研究中国海防要塞的著作；第三阶段是中国海防地理学相对成熟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海防地理学著作较多，既有专门研究地缘政治的，又有专门研究中国沿海地理的，还有专门研究海军基地的著作，蔚为大观。我们以马汉的海权学说产生为标志，观察中国学者的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由于一般性的著作缺乏分析价值，我们只能选择这一时段的重要代表作为研究的对象。本书共分三章。第一章 知彼知己：海防地理学的新起点（1840—1874）。联系清代前期海防地理学的成就，着重分析林则徐的《四洲志》、俞昌会的《防海辑要》、梁廷楠的《海国四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观察国人对于军事地缘政治的认知水平，评价作者在海防地理学方面取得的成绩，考察他们提出的“远交近攻”、“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制夷”等反侵略方案，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学者的军事地理观念及其普遍存在的局限性。第二章 知天知地：海防地理学知识的新增长（1875—1894）。清代前期建立的是以陆基为主的海防体系，即以海口露天炮台为主，近海小型战船为辅的水陆相维体系，海岸兵力分散布置。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星罗棋布的海防体系受到严重挑战和破坏，从1874年开始，清廷被迫适应近代海防战争的需要，调整海防战略，海军集中部署于重要海口，陆军集中在战略要地，特别强调利用铁路运输进行机动作战。这种战略的调整与海防地理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本章着重研究希理哈《海防新论》的译介对于中国学者的广泛影响，主要有华世芳的《沿海形势录》、张之洞的《广东海图说》、卫杰的《海口图说》、徐家干的《洋防说略》等作品，探索国人海防地理观念的进步情况。尤其是姚文栋所著《日本地理兵要》一书，将日本这个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作为假想敌，开始研究其兵要地理，并制定了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富有战略思想。第三章 蔚为大观：海防地理学要素的系统考察（1895—1911）。现代海防地理学的基本内容可分为相互包容的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战争环境因素研究，通常指地貌、植被、河川等自然地理因素，人口民族、行政区划、交通运输等人文经济地理因素，以及战场、关隘、要道、洞穴、军事目标等用兵要素，着重研究这些因素对于战争的影响程度和方式；二是军事潜力地理研究，例如对不同国家武装力量、技术兵器、军需供给、训练水平等实力基础的分析，对煤、石油、水电、核燃料等自然资源和财政、金融、经济体制、国民收入等社会经济条件的综合评价和对精神政治、科学技术等军事潜力的地区差异分析等；三是区域军事地理研究，包括战区军事地理、国家军事地理和以武装防卫能力与国家地域组织体制相适应的军事行政区划研究。海防地理学属于区域军事地理学的项目。由于时代不同，海防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可能有所变化，这是由于军事技能不同造成的。本章着重研究朱正元的《浙江省全省海图说》、张煜南的《推广瀛寰志略》、孙灏的《海国图志征实》、余宏淦的《新编沿海险要图说》、陈寿彭译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丁开嶂的《中国海军形势论》等，着重考察晚清海防地理学要素是否完备，海权观念影响如何。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地理方面的研究必须格外小心，一个地名，一个方位，一个数据都马虎不得。钱穆曾经指出：“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是制度与历史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通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学问才有巩固的基础。”转引自余英时《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载《严耕望先生纪念集》，台湾稻禾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由于本书涉及的中外地名众多，对于外国地名，在第一次出现时，我们尽量查明英语等对译名称。而对于中文地名，考虑到全部注释，篇幅过大，又知道学术机构大多备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查阅起来相当便利。文中的中文地名，除了需要考订者之外，均依原籍所载。如有不便，敬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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