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

今年九月，我应邀到陕西师大讲学。受院长委托，裴亚莉主持了我的讲座。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之后我们共进午餐，星期日她又主动陪我们游览大唐芙蓉园，于是我们有了更多的交谈。我们谈时事，谈生活，谈文物古迹，谈学术研究……最后谈到了她的新作《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她为人爽快，温文尔雅中带有一丝豪气。她说想请我为她的新作写序，我不敢贸然答应，只是说先看看作品吧。后来她通过电子邮件把作品发给了我，并再次表示希望我能作序。我浏览了一下目录和绪论，觉得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书，于是我告诉她，“如果需要，我可以写序”。后来我读了她的新作。确实，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单是书名《政治变革与小说形式的演进》便使人感觉到一种新的视角和立场。近些年来，人们关注小说的美学，小说的艺术技巧，小说的叙事结构，但很少把小说和政治相联系。其实，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人们生活在社会里，本身就是社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构成物，怎么可能脱离政治或意识形态呢？所谓去政治化或摆脱意识形态，说到底就是在坚持另外的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即使他们宣称的是非政治的小说观念，这一种观念也是以政治为其主要参照的。”因为“每一种观念都是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对某种政治观念的反应”。所谓小说应当远离政治，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念，他们要远离的是他们不感兴趣的政治。希望文学远离政治，这既是一种文学态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政治的理解，裴亚莉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小说的观念演变和形式演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实际上，一切文学文本都是历史和记忆的再现。记忆既是生理活动也是心理活动。记忆有个人记忆也有集体记忆。记忆的表达要通过语言。因此当人们述说记忆时，就变成一种再现的活动。再现要通过记忆，主要是人的记忆，但现在也包括机器的记忆。不论人的记忆还是机器的记忆，都要通过某种语言。以语言的再现构成文本，当然也包括小说作品。关键是再现活动。再现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在人类的记忆中，容易记住的是非常重大、非常好或非常坏的事情，是非常愉悦和非常悲伤的事情，而一般的事情常常被忘记——忘记也是人的本能。因此记忆本身具有选择性。对历史事件乃至个人经历的记忆，同样具有选择性。在再现记忆时，这种选择便构成主观性的叙事。这种叙事不可能绝对客观，它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叙事的语境，叙事者的政治立场、知识结构、阶级身份、意识形态，等等。海登·怀特等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怀特的看法具有启示意义，但他也有些极端。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推论，便会否认历史的本体存在。我们可以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但事物的本体存在却是客观的。再现历史和个人经历的叙事，需要以唯物、辩证的态度来对待。文学文本是虚构的叙事，同样也是再现，只是它再现的是作者的意识、思想、认识和感情。因此文学作品的主体意识和主观性更强。当我们分析这种主体意识和主观性时，不应忘记作者是社会中的人。就是说，虽然文学作品是个体的产品，由作者自己创作，但它同样是社会的产物。因此阅读文学作品时，既要从微观入手，同时也应有社会观照和社会总体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种政治视角，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文学对社会的干预作用。对记忆和历史的再现是人的一种文化活动，它首先取决于再现者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读者对再现的文本的解释，同样也是如此。裴亚莉以政治切入为基础，从政治、科学、阅读（经典的重写）、梦和时间、种族等几个方面对五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解读。我们知道，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概念化的过程，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概念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裴亚莉首先对政治、科学、阅读、种族等概念进行界定，追溯其历史发展，然后逐一展开，运用于她对作品的论述。尽管她说“这也许不是一个完全的解读途径”，但我想这种解读方式不仅行之有效，而且是很有特点的。在“政治和文学形式关系”的统领之下，裴亚莉融合了20世纪的多种理论，对五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既有中心论点，又有点面结合，历时和共时交错，形成一个整体，读来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拓展了对后现代小说的认识。如她自己所说：将这五位作家统一在一起的因素是政治的因素，同时也是小说观念的因素，因为这五位作家的生平都深受政治的影响，而他们在创作上又无一例外地有着改造、革新小说形式的抱负。由于人们对后现代小说的理解往往带着非政治的偏见，故而，从政治变革对小说形式的变革产生影响这个角度出发对这些作家进行研究，是合理的，也是有价值的。其实，裴亚莉从政治角度出发解读这些小说，表现了她对文学的认识。在她看来，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都使社会政治问题从未离开过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作家要改变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政治生活，而且，他们想要参与的，更是一种政治意识的建设。反过来看，政治也是促进文学形式变革的重要因素。裴亚莉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和小说形式的关系的论述，体现了一种富于时代色彩的意识。据裴亚莉讲，她开始思考政治和小说的关系始于十多年前。十余年来，虽然她只是断断续续地写作，但却一直不间断地思考和探索这一问题。如今她终于把写就的东西归结在一起出版，在某种意义上，真可谓是“十年磨一剑”了。尽管她论述的作家来自不同国家，但政治和小说的关系这一主题又把他们统合为一体。因此，不论从治学态度还是研究方法，裴亚莉的做法都是值得借鉴的——对年青一代恐怕更是如此。裴亚莉还很年轻，只要不断努力，相信会取得更多的成果。我期待着她有更好的作品问世。王逢振2007年初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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