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4～2015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钱中文 各位代表、老师与领导：我谨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河南大学文学院与国际美学协会联合举办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面向时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到会的代表、老师、朋友和领导表示真挚的慰问！会议提出了总议题与若干分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21世纪以来文论界不断讨论、研究与争论的问题，涉及文学理论、批评的方方面面，极富现实意义。在最近一个时期里，文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一批年长的学者不断有新著问世，扩大着他们自身研究的领域，深入地完善着他们的文学思想观念、流派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青壮年学者，他们视野开阔，知识新颖，推出了许多新著，而且有的学者，专注于学术，10年磨剑，而今一下就出版了七八部论著，显示了极大的理论创造力。在外国文论研究方面，自然也有外国流行什么就紧跟而上的介绍，也有做跨文化研究的著作，而且有的著作极具首创精神，这使我们深感欣慰。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有几个常常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就教于大家。它们或是公开争论的，或是以隐蔽形式支撑着各种理论的阐发的，比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建构与解构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来说，具有立足点的意义，你不想理会它们，但又摆脱不开它们。十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很是风行，以致有的人认为，现代性已经死亡，要以后现代性来替代现代性了，于是文学理论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但是人文科学中的现代性与自然科学中的现代性是同又不同的，同的方面都要担当当前的理论建设，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科学的进展是不断替代的过程，真理具有绝对性的意义，而人文科学的理论建设是积累型的，是历史性的，不是中断了可以重起炉灶的，他人的话语就是你的文本，真理的相对性成分较大。所以要拿后现代性来代替现代性是十分困难的。同时，文论界有些学者对于现代性还存在着相当偏颇的看法，以为现代性是个凝固不变的东西，走完了自己的道路。其实，现代性本身是个绵长的发展过程，在其历史发展中，在不同阶段，人们使其不断走向极端，以致往往走向了它的反面而产生巨大的危害。实际上，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精神，自身应是一个矛盾体，具有反思自己、自我批判的功能，这是讲究传统继承的现代性，是超越传统、创造新文化传统的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具体的历史指向性的现代性，是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与融合的语境中，具有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的现代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一场文化批判，正是现代性的深刻反思、自我批判以及重建现代性的表现。它的精粹之处在于理论正确与否必须以实践为检验，现实必须改革，思想必须发展进步。这时期和其后一段时间在理论界、文论界获得的许多共识，正是现代性的反思与自我批判的表现，它赋予了社会变革、文论更新以正能量，它的决定性与定向性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这样，我们不能说我们获得的成果，是后来才在我国流行开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推动的结果。自然，后现代文化所显示的后现代性的积极方面，它的思维强烈的怀疑、否定性，以不确定性打破固有的不变的思想方式，对我们后来的文化建设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是值得参考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要说，现代性是个未竟的事业，还会继续、发展下去。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全球化思潮风行起来。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流行时，我们就这种泛文化批评思潮本身存在的问题与它在外国文化生活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外国学者对它的反思与批判，有意识地做过介绍，并对这一思潮的正面影响及其消极作用做了评价。在后来几年里，文论界一些人进一步投入了泛文化批评的热潮，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一方面泛文化批评思潮活跃了我们的文化思想，扩大了学术的视野与领域，同时表现了人们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情，促进了理论与现实的接近，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另一方面，由于这股文化思潮的流播而引起的几次大讨论，也显示了这一思潮本身思想的混乱。比如在所谓反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讨论中，就把关于文学本质的探讨与本质主义捆绑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批判、否定，不顾别人确认文学是一种多层次、多本质的审美文化现象，十分霸道地给别人的文学观念戴上本质主义的帽子。不承认事物具有本质特性，自己说不清楚，又不容许别人探讨，扬言本质应该被抛弃，办法是装作鸵鸟，把它“悬置”起来，以为就可把问题解决了。这种倾向几乎成了一种西方时髦的追逐，三十多年来，没有比这种理论思维更为轻佻的了！又如在美学与文艺学的建设中，既有解构也有建构，但实际上研究者对它们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建构与解构总是相伴而行的，要建构必然会有解构，解构那些已经失去了与新的实践不相吻合的东西，这是理论建设的常态。一些学者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新的语境与问题的出现，在著作里提出了新观点、新思想，理论厚实，为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经验，这类著作现在相当不少。而解构主义盛行时，我们先是看到在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内爆式的解构，贬低、否定以往的理论成果，后来声言他们的解构主义也有建构。但是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建构，主要是缺乏理论主旨追求、少有理论的自身发现、理论深度与理论价值判断的建构。这是一种失去了问题追问的建构，是平面化、碎片化、拼贴化的理论叙事的建构，是各种知识汇集、堆积的建构。用这种思想来指导三十多年来的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不过是些外国文论思想、方法的移植与推崇，寻找着它们在中国的回声，是年鉴性的报道的汇集，以及对主编自己一个又一个“首创”的表彰；一些不合口味的文论家则被使用平面化、拼贴化、碎片化的办法，煮糊他们的思想，把他们“悬置”“不确定性”起来。这样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理论建构，自然贬低了文学理论的品格。我在一篇“访谈”的文字中曾经谈到作为文论研究工作者，需要真诚，真诚才能产生理论的诚信。提出一个思想、一个观念，从学术上进行论证，你自己相信不相信它？我们能否今天把一个外国人的观点一下就捧到天上，视为经典，明天又宣扬另一个外国人的观点，又把它奉为圭臬？不断转换，拿来炫耀？重复着更高一层的80年代初的幼稚？一个人的观点，能否可以像五颜六色的时髦衣着，随着气候不时变换？甚至随时写些观点相反的文章，装进两个口袋，需要时拿出一个口袋里的、符合评委口味的文章参与评奖？这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但可以拿到不少高额奖赏的文章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当然，评委们与创新工程照样是会给的。文论中的问题很多，立足点不知是否也可作为一个问题？我因健康关系，不能亲自与会，失却了与朋友们不少交流的机会，深以为憾。上面的发言，可能不尽妥当，敬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代表，谢谢河南大学及河南大学文学院领导，并预祝会议成功！2014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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