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我社图书书评：八旗贵族世家源流揭示清朝统治“首崇满洲”

　　明末，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依靠女真、蒙古各部族首领支持，收降明朝东北边关的武将降臣，先建立起东北区域性政权，后实现了鼎定天下。在对明的长期攻战中，大批八旗智勇之士凭借突出军功跻身清开创勋贵之列，并为清廷倚重。入关前后，这些八旗勋贵子弟及其家族成员继续建功立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康熙朝以后，八旗军事贵族和后起八旗官宦的家族势力在清廷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格外引人注目。《清代社会八旗贵族世家势力研究》（雷炳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一书，全方位探讨了八旗世家的基本成因、源流与分布、婚姻与教育状况、特权及变化、入仕与迁转等，并以此为基础，深入考察了清朝统治“首崇满洲”的政治本质。

　　军功起家确保家族荣耀

　　梁启超曾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一语道出史料之于治史的重要性。通过诸多史料记载的大量鲜活实例，该书作者对八旗显赫世家源流进行了全面梳理，给人以直观效果。笔者统计，书中引用碑传谱牒资料58种，实录、档案、奏折、起居注23种，政书类文献20种，笔记、文集、日记等40种。作者侧重以军功起家的八旗贵族世家势力研究，对满洲八大姓、五大臣着墨尤多。清代八旗贵族世家的成因不尽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家族是在不断建功中崛起并发展起来的，有清从开创到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强大政权，经历了明清战争、入关统一、平三藩、平准等众多战争，八旗贵族成员在战火中历练，其家族在战争中成长。

　　一些部族首领从选择投靠建州之日起，就将家族的命运与后金、清王朝的国运联系在一起，与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同生死、共患难，子承父业，兄亡弟继，甚至家族几代人为清王朝血战疆场，效命拼杀。有些家族为清王朝开创和大一统局面的保有付出了巨大牺牲，其骨干成员用功勋铸就了家族地位，用鲜血确保了家族荣耀。清代八旗世家贵族的家族立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与女真部族家长制有直接渊源，也与清开国八旗牛录统属关系有一定联系。

　　清王朝对八旗世家贵族世代委用倚重，也是出于对王朝创建过程中八旗功勋家族成员忠勇为清、誓死效命的一种特别回报。追思他们的开创之功、效死之力，清代帝王对八旗勋贵家族有一种特别的感念之情，这和明代统治者重文抑武、弃置开国元勋形成鲜明对比。

　　特殊优待有非制度惯性

　　清代八旗贵族世家特权既有显性的制度依据，又呈隐蔽性特征；既反映在对旗人世家核心成员赏功罚罪的不同对待，又表现为世家子弟任官与升迁门径的特殊化。

　　立足于制度分析和政策评判是传统政治史研究遵循的基本套路，从制度规条中寻踪清廷对八旗贵族世家成员的礼待优遇，是治史穷源究流的基本要求，也是结合清代政权属性，进而探究八旗贵族世家特权产生的合法性解释。显然，该书对八旗贵族世家的赏赐、优封、以功折罪、死罪豁免以及入仕途径的考察，较多注重从制度切入，并关注其间的前后变化。

　　无论是群体、阶层还是个体，我们都要将其放在一定的社会中去考察，八旗贵族世家势力属于清代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清廷对其特别倚重，并非处处可以找到制度依据和律令解释，非制度性因素的惯性影响无处不在。书中关于世家子弟选婚、任用的实态描述和大量事例分析，正好弥补某些地方制度依据不足的遗憾。

　　等级门第婚姻观牢不可破

　　有清是以满族为主体统治的王朝，“首崇满洲”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其治国行政中。以康熙帝为例，虽然其本身汉化程度很深，但在他看来，汉文化只能为用。书中提出，清代帝王尤其是乾嘉道时期，对满族汉化的心理抵拒、对汉俗的心理设防是一以贯之的。

　　清王朝确立的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统治方式，使得大批功勋起家的八旗贵族成为王朝政治的实际主宰者，其家族则演化为官宦豪门。从某种意义上说，巩固八旗贵族世家的核心政治地位，旨在维系满族主体统治地位和满族独立性的存在，这也是八旗世家势力久盛不衰的合理解释。

　　论及满族婚俗影响，作者认为，受民族战争和政权利益支配，建州早期婚姻的政治功利色彩明显，从最初建州以婚姻维系女真各部族关系，到后金加强宗室婚姻控制，利用宗亲与功臣勋贵的结姻，拉拢他们为后金效死，婚姻发挥了政治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清朝定鼎中原后，满族一些旧有婚俗被纳入国家礼法体系，成为清朝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于政治、军事和国家利益需要的清初政治结姻，日益演化为八旗贵族官僚集团牢不可破的等级门第婚姻观。

　　纵观全书，研究清代八旗贵族世家大部分截止到嘉道时期，其后的八旗贵族世家状况并未作详尽考察；关于清中后期八旗世家是否进入衰落期、各个显赫世家经历怎样的变化、八旗世家衰落与汉官势力兴起有无直接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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